涂尔干在本书中力图表达的是，分类能力是现代科学的基础，具有严格界线的概念构成了现代的科学体系，在这些概念之间的讨论才是有意义的讨论，但是这种至关重要的分类能力却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同时它也不是个体心理活动的产物。涂尔干倾向于认为这种能力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
“所谓当代心理学的发现，可以通盘归结为频频出现的幻觉，即我们将事实上及其复杂的现象，看作为某些单纯而又基本的心理活动。”（P1）这可能与涂尔干本人对心理学基础的抵触有关，心理学的基础建立于这样的一个假设上:外在的社会事实是内在的心理活动的体现，这正与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冲突，涂尔干认为社会事实具有超越性，是作为一种实体存在的，社会实体作用于人，导致了人的心理变化。这可能还牵扯到人的个人意识的起源。
逻辑能力的发展是科学思维的方式，是一种社会制度，理应是社会学的研究范围，而不仅仅是个体心理学的研究范围。
“所谓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P2）分类能力的获得不是先天的，分类不是个体活动的产物，其潜藏的话语是分类来源于一种社会活动。
“实际上，我们对事物进行分类，是要把他们安排在各个群体中，这些群体相互有别，彼此之间有一条明确的界限把它们清清楚楚地区分开来。……归根结底，在我们的类别概念中存在着一种划分的观念，它的界线是固定而明确的。”（P3）
“实际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心灵是从不加分别的状态中发展而来的。”（P3）涂尔干用以证明分类能力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的证据有两条，一是原始社会对某些观念的划分不同于现代社会，这样的分类体系是建立于观念混同的基础上的；二是现代社会中文化的一部分仍然是建立在观念混同的基础上的。而第一点就是涂尔干写作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即通过对澳洲部落分类体系的描述来证明人类的分类观念的形成不是天生的。
“如果人们始终是用界定清楚和分类明确的概念来表现事物的话，那么这种嬗变的观念也就不可能产生了。”（P3-4）
“即使是异质性最强的事物也具有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因而，我们多少可以说，它们完全没有确定的概念。”（P4）
进一步论述证据一：一、“分类绝不是人类由于自然的必然性而自发形成的，人性在其肇端并不具备分类功能所需要的那些最必不可少的条件。”（P6）；二、“一个类别就是一组事物；可事物却从来没有依据这样的形式进行归类而呈现在我们的视野中。”（P6）也就是说，无论是从人自身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客观存在物的角度出发，分类能力都不可能是来自于天然。
同时，涂尔干认为语词有助于更好的完成分类，但是“语词本身却不可能带来归来的观念。”（P7）
“分类不仅仅是进行归类，而且还意味着依据特定的关系对这些类别加以安排。”（P7）
“分类图式不是抽象理解的自发产物，而是某一过程的结果，而这个过程是由各种各样的外来因素组成的。”（P7）
“事物的分类则再现了人的分类。”（P11）
胞族—姻族—氏族
在澳洲人中，事物的分类有三类：（1）以胞族为分类依据（2）以胞族为属，以姻族为种（3）以胞族为属，以氏族为种。
澳洲人的逻辑观念：（1）逻辑关系或多或少地被构想为密切的亲属关系，“事物被想象成排列在一系列以个体为中心的同心圆之上”（2）在其他情况下，这种关系被认为是所有者与所有物之间的关系。个体是一个中介，主图腾拥有个体与次图腾，逻辑是这样的：因为他体内有主图腾，所以他对划归主图腾的事物（包括次图腾）有一种所有权。“专门属于一个个体的事物，也是和他最亲近、关系最特殊的事物。”（3）“在某些情况下，澳洲人以最远的当成最重要的。”
涂尔干和莫斯通过分析分类观念的发展，力图证明的是知性与逻辑的结合——这种结合是现代科学的基础——并不是天然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过程的。
知性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础，具体而言是定义、演绎、归纳的能力。在结论中，涂尔干和莫斯指出原始人运用知性的能力是与情感相结合的，而现代人则是使知性与逻辑相结合。
情感与逻辑构成一对对立的概念，但是正如英文版导言中罗德尼-尼达姆指出的，涂尔干与莫斯并没有在文中直接指出情感在原始人分类观念中的重要作用，而只是在结论处指出了情感在原始人分类中起了决定作用。
按照“问题”章和“结论”章的提示，再结合英文版导言，得出：知性是基础，知性与逻辑结合构成我们现代社会的技术分类——进行区别的实用图式（导言）；知性与情感结合构成原始人的符号分类——具有道德或宗教性质。
社会组织按照两种关系组织：地缘关系和亲属关系。亲属关系不是指狭义的血亲关系，而是带有文化认同的社会关系，以血亲关系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