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变的是原则，万变的是方法》 王振耀 著 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2年11月
冯军旗（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王振耀是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型官员之一，曾在民政部工作多年，2010年辞去民政部福利和慈善司司长职位，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公益学院院长。《不变的是原则，万变的是方法》是王振耀对自己在民政部政治生涯的总结和反思之作。他以内部人的视角，把以民政部为代表的部委规则和部委运行暴露于阳光下。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全书从政策与制度、程序与机制以及智库与数据等多个方面对部委的善政之道进行了多角度和多层次的探讨，从而不仅为中国的行政科学和政策科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鲜活案例和资料，而且很多做法都是足以资治和借鉴的。它既是善政之道的教科书，也是透明政治的力作。
智库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智库在现代政治运行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力量在于观念和知识。智库是先进理念的创立者和传播者，是很多重要政策的设计者和参与者，是思想与政策连接的桥梁。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有导致英国福利制度建立的《贝弗里奇报告》，美国兰德公司关于中国会出兵朝鲜的报告等。而随着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密化，智库以其职业化和专业化，在一些特殊领域，比如救灾等，更是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智库的思想和理念，会对一个国家的战略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数据是决策的基础。数据的准确与否往往决定着国家重大决策的成败。把数据搞对，这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要求。这方面，建国后，我们有着惨痛的教训，比如“大跃进”的重要表现就是违背常识，把基本数据搞错了。正确的决策必须建立在真实的数据上，这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经验和常识。
2010年，王振耀曾带领一个团队到美国专门考察智库的运作，在对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和霍普金斯政策研究所等著名智库考察后，他们发现：美国智库的结构非常合理，其表现就是大量的分析员、适当的协调员和适量的教授，从而充分说明了分析在智库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美国智库的研究成果发布也很独特，比如布鲁金斯学会关于伊拉克战争的研究报告，开始时有几百页，后来简化为30页，再简化为3页，最终简化为3句话：就是伊拉克战争要获得全胜需要什么样的投入，如果维持现状需要什么样的持续投入，如果撤出需要什么步骤等。美国智库送往白宫的报告都是非常简短的，其根据就是美国总统不应该阅读过长的报告。总统的职责在于决策，而智库必须为决策尽可能提供依据和方便。
鉴此，王振耀等认为，建设现代国家，必须要有现代型智库，在这方面，中国的智库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具体到实际工作中，就是要真正重视专家的意见，科学的问题要由科学家来解决。使得专家真正有权，说话算数，这是中国搞“两弹一星”的重要经验。同时专家们的研究一定要和政策的制定有机结合，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专家要到现场，要到一线，专家的建议一定要在可行性上下大功夫。同时，打通官员和学者的旋转门通道，可以考虑在党政机构内设立专家岗位，同时鼓励更多的学者型官员的出现，积极吸纳退休官员参与智库建设等，都是中国智库建设大有可为的重要方向。
数据和信息公开夯实政府公信力
数据在民政部门的工作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2009年，某专家向温总理提交的报告中，采用了全国有200万儿童白血病患者的数据，这意味着中央财政百亿元的大病资助资金只能是杯水车薪。总理的批示转到民政部后，由社会福利司负责研究解决这一问题。福利司通过全国的定点调查，发现全国的儿童白血病患者，多则6万，少则2万。显然，某专家的数据严重失实，并误导了中央的决策。在真实的数据基础上，2011年，卫生部宣布在全国实行白血病儿童医疗基本免费的政策。
2012年全国人代会上，温总理在政府报告中宣布在2012年基本实现全国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的普及，从而使得这一政策目标的实现提前了整整8年。2009年，国务院决定推进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当时认为这一庞大社会工程，需要认真试点，并需要10年时间来推广普及。根据就是全国有1亿60岁以上农村老人，按每人每月55元的基础养老金计算，需要660亿的财政支出。但是，这个数据没有考虑地区差异以及发展的潜力，因为，不少东部省份并不依赖中央财政补贴，比如江苏、浙江很快就全省普及。结果，只用了2年时间，这一政策就在全国得到普及。
正是因为数据在治国理政以及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从而使得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挑战。数据决定成败，这就要求在全社会树立数据意识的同时，要扎扎实实做好数据的采集工作，提高数据的分析水平和应用水平。甚至在多个部门数据不一致的时候，需要协调会商，而实际经验表明，协商数据可能更逼近真实。
政府的公信力在于透明和公开。数据和信息的公开是打造阳光政府和责任政府的重要途径，也是夯实政府公信力的基础性工程。英美国家都已经建立专门公布政府数据的网站，比如，英国政府的数据开放网站就有3000多项民生数据。数据的开放与流动，就是知识与权力的开放与流动。收集数据、利用数据和开放数据，这是中国各级党政部门面临的重大挑战和课题，也是走向善治之路的重要通道和路径。
但也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无论政策预期多么美好，政策方案多么理想，制度所产生的结果却总是会背离制度制定者的预期。”所以，对政策过程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本书则提供了政策过程方面有益的探索和经验，这也就是本文的主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