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能说胡说八道，起码也是信口开河。
对易经，只借其名而不辩其实，所谓中国式管理说白了只能“忽悠”不懂中国文化的老总，再由该老总“忽悠”不懂中国文化的下属；
一般来说，需要论证一个题目，方法上无非演绎、归纳，过程上无非分析、综合。本书既无严谨的逻辑推理（演绎），也无实证的案例、经验（归纳），即便有引经据典，也近似修辞多于论证，乃至用上了“700年风水轮流转，中国21世纪必定繁荣”之类的所谓“历史规律”，在一本严谨的学术书籍里，这种“规律”根本不应该出现！至于具体的分析、综合过程，更加只是把一些中国式的老生常谈用所谓“易理”包装一番，颠来倒去地自圆其说，很多地方要不是同义反复要不是断章取义要不是妄下论断，前提不明、结论唐突、逻辑纰漏的地方不胜枚举。好吧，或许这种可称为非“西方形式逻辑”、而是“东方朴素辨证逻辑”的写作方法，是于朦胧中见真章，那么可看以下一些具体例子：
1、“做好人本身的价值不高，能够把好事做出来，才有真正的贡献。有人才有事，有好人才能做好事”（第一章第一节）。前一句，从根本上没有理解易经生存哲学的本质，把人、事割裂分析，贬人褒事，更是违反儒家人本主义的核心。本质上儒家做事事是为了成就人，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如果硬要区分的话，那么做事是过程、结果，而做人是目的，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怎么能够说做好人的价值不高，这说难听点简直是违反一般的社会与个人伦理。后一句，怎么就能得出“有好人才能做好事”的结论呢？难道没有“好心做坏事”，也没有“坏心做好事”？无论东方逻辑还是西方逻辑，绝对不可能找到有任何一种严谨的逻辑能够支持作者的这一推论，即：行为人的正义人格是行为正当性的必要条件；
2、“我要”代表“目标管理”（ＭＢＯ，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我成”代表“成果管理”（ＭＢ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Ｒｅｓｕｌｔ）。由我订立目标，由我去执行，最后拿出成果来。（第一章第一节）稍微懂点管理学恐怕都弄不懂这个“我”的主体性是从何而来的：“我”与目标管理或者成果管理的管理理论实在是没有必然干系，目标管理与成果管理也未见得就与中国式管理水火不容，“我”并不一定要与其他人对立，西方管理也有双赢理论，甚至这个“我”还可以指代一个团队。这种例子举得牵强附会之余还不负责任；
3、“我们也不接受同生共死的观念。同生只是一种机缘，有幸一道进来。然而进来之后，就应该各凭本事，自创前程才对。怎么可以大家拉扯在一起，好像要绑在一块儿，准备同归于尽呢？一个人的成就，在于“同年之中我最行”，哪里肯同年同倒霉呢？”（第一章第一节）为什么一定是同归于尽，为什么一定是同倒霉？起码我这个中国人不承认是作者“我们”的其中一份子，也绝不能认同应该承认这种（确实存在于部分、但不是所有、甚至不是大部分）中国人身上的狭隘个人主义观念的正当性，并投其所好进行管理的消极理念，这等于在间接鼓吹一个充满铜臭、自私与贪婪的社会；
4、“那么，中国式管理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要不要对准目标全力以赴？能不能接受成果的评量？愿不愿意同生共荣，完全决定在我们“安”和“不安”。”（第一章第一节）无论如何不是易经的思想，这是典型的西方二分法，而且还是片面、孤立、绝对的二分法；
5、“管理者先求修己，感应被管理者也自动修己。双方面都修己，互动起来，自然更加合理。人人自求合理，才是最有效的管理。”（第一章第一节）自求合理合的是谁的理？是管理者的理还是被管理者的理？管理者修己就必定可以感应被管理者也修己吗？个体的修己为何必然与组织、企业、社会的目标、利益方向一致而不是相反呢？做出这些结论的根据呢？逻辑呢？例子呢？一概欠奉！
限于篇幅我只是就第一章第一节摘录了部分有明显纰漏的句章。全书类似的地方多不胜数，哪怕我是断章取义，是鸡蛋里挑骨头，如果一本书能有如此之多“疑似”问题，也可说是不堪一读了。如果是水煮三国形式的明显的管理学普及读物，那么有这样那样的不严谨或者片面、绝对、甚至浅陋的地方，都是可以原谅的。可是扣着“中国式管理”的大帽子，俨然学究的做派，顶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光环，是不能这么草率的。
本书首先对前提条件，也就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背景、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心理特征、伦理道德现状、个体需求等，缺乏有说服力的系统分析，而只是“想当然”、不完整的片面化、绝对化论断；继而在论证过程上空洞无物，基本上是“拍脑袋”的经验之谈，或许能博得一些不谙管理学理论、在商场上实践了一些日子的老总赞赏，可是就学术而言真是不堪一驳，整本书基本上就是玩得高明点的同义反复：将一些中国式企业经营现状加以抽象后，换以管理语言+易经术语的面目出现，再加以管理学上的引申、附会，便成了所谓的中国式管理——这最多只是“中国式管理现状”的概括（甚至不能称得上是综述，如果是有血有肉有根有据的综述，倒可以运用归纳法得出一些有价值的判断，比如《基业长青》就是典型的历史/经验研究方法，可是全书连半个案例都没有，真是名副其实闭门造车，凭借的也就是作者本人的经验和直觉），若是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其价值、科学性、启发性几乎等于零——当然它可能能够与实践结合，很多泛泛而谈的论点都可以与实践结合，能够与实践结合和科学理论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就跟“我妈是女人”，然后作者用别的语言来复述一遍“本人的生母是雌性人类”一样，现实的同义反复是绝对正确的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