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的《南方人物周刊》曾经刊过一篇名为《监狱改变了企业家什么》的文章，其中盘点了最近十多年出狱的18名知名企业家和经理人，5名国企经理人中除了褚时健远离喧嚣种起了“褚橙”之外，其余4位还在不同程度地利用自己在体制内的余温获取资源。剩下的13位民营企业家，则大多有着“离政治越远越好”的想法。
这也许是绝大多数中国商人所抱有的想法，自古以来，士农工商的排行就把商人活活压了一头，地位仅仅比下九流稍高一些。因为没有地位，所以卷入政治的漩涡无疑就是羊入虎口。然而谁也不甘心一辈子埋下头默默赚钱，任千余载世事浮沉，商人们终究无法和“政治”一刀两断。正如旧时商人们有钱便要置地种田，为自己捐官逼儿孙科举一样，现在的商人们，也拼尽全力想让自己和后代挤进体制之内，获得受人尊重的地位。用商人逐利的眼光看，这也是一种为自己购买“免死金牌”的投资。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这不得不说是中国商人的悲哀，然而归根结底，他们其实比别人更懂得什么叫“讲政治”。
被《明清商贾奇闻录》尊称为“商王”的古平原，本是一名读书人，却被人陷害流放宁古塔，因缘际会地做起了一代大生意人。尽管他逃出生天之后大彻大悟，“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都是状元郎”，认为自己不再是个读书人，但他成功路途上的每一步，却都和时局政治脱不了干系。慈禧和恭亲王联手发动的“热河政变”使他敏锐地意识到全国需要欢庆，低价买进的红绫鞭炮成了他的第一桶金；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的一场大战，瘟疫席卷草原，可以使他手中握有的一味药成为主宰万千人生死的关键……在政局动荡、洋商入侵的晚清，别人眼中的危机都成为了古平原一步步洗雪沉冤、扬名商界的时机，商人之可敬、可怖如此，也难怪商人成为了历朝历代掌权者重点盯防的对象。
成功的商人永远不可能真正地和政治绝缘，他们始终在寻找更大的舞台发挥自己的才干。管仲作为一国之相，开盐铁之利，设官妓之新，用的都是商人手段；吕不韦慧眼识珠，奇货可居，将偌大的秦国当做一门生意在运作。然而儒家被奉上神坛之后，商人当政竟成绝响。
中国外儒内法的统治法则，讲求的是稳定的结构和秩序，“君臣父子”的身份一旦框定，每个人做什么事、如何做事便有了依归。只有商人是其中最大的变数，商道之诡变不亚于兵家，商人对财富的追逐和渴望有时候能够决定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走向。西班牙葡萄牙的香料商人和英国的纺织厂主无疑都是这种变数的操纵者和受益者，而中国的统治者一直在严防的就是这种变数。这也是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沈万三因财获罪的真正原因。这千余年来，强人当国、权臣当国、奸臣当国、阉人当国轮番在华夏大地上演，而最可惜的是，从来就没有过商人当国的机会。
对于古平原来说，他虽然舍弃了读书人的身份，但是他却没有舍弃经国济世的理想。正因如此，他的排名在“财神”胡雪岩之上。他绝非醉心于聚敛财富的人，他最大的生意，其实是政治，而政治会让他成为陶朱公、管仲还是吕不韦呢？这将是最吸引读者读下去的悬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