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总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那就是盛世情结，而盛世的标准主要有：上有圣君，下有贤臣，内修文德，外拓疆土，四夷宾服，万国来贺。生在这样的时代，就算是一个平民百姓也活的意气风发、无比豪迈。所以中国人不约而同的将一个朝代首选——唐朝，而对于这个盛世的缔造者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奉若神明。他符合老百姓对圣君的一切期望，既能纵横疆场又能治国安邦，既有威服四海的霸气，又有怜悯宽恕的人道。在某种意义上，李世民是中国男人的偶像，他代表着常人不可企及的伟人梦，也代表着常人可以接近的英雄梦，因此塑造李世民、分析李世民乃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剖析，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提高。而了解李世民最重要的就是了解他的用人之术，他战争年代总是把天下武功最高强的英雄豪杰集中于自己军中，和平时期则把四海最优秀的学人智者收罗于秦王府内，成为帝王后更是名臣如云、尽忠职守，可以说正是由于李世民治官的高水平才有了大唐百年盛世。《唐太宗治官笔记》便是带我们“附身”于这位千古一帝，站在他的立场和高度，体验圣君是如何修炼而成的，看清君臣之间利用与被利用、制衡与反制衡的微妙关系，把王霸杂用的分寸把握到了极致，生动再现了唐太宗的领导艺术及其政治手腕，还原了历史本相，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走下神坛但更加可敬可畏的李世民。
历来的开国帝王难免会做两件事，一是杀人，二是用人。中国历史上充满了太多的杀人灭国的强人，但仅仅靠杀而没有人道和仁爱精神净化，便可能沦为野蛮的杀伐之气，那不是阳刚之美，而是恶魔的化身。通过《唐太宗治官笔记》我们看到，杀人和用人都是李世民做了并做好了的事情，杀掉了亲兄弟却重用他们的谋臣；杀掉骁勇的单雄信却重用同样骁勇的尉迟恭；而杀掉曾经重用的刘泊等用人，都是服从和服务于他心中唯一的目标，那就是成为帝王并创建一个强大的帝国。因此要杀人，但仅仅是那些必杀之人，如虽为手足却已反目的兄弟、那些有才无德有勇不忠的强将以及政治斗争中不得不杀的臣下，而李世民的杀人是理性的，杀一是为了儆百，杀人的目的是更好的用人，用人是一门学问，但更是一门艺术，所谓艺术，便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李世民身上，既具有曹操的武略，又具有刘备的笼络术，但远比二人规模弘远，这些在他如何有效的任用贤臣、良臣、能臣乃至佞臣、小人等都得到充分的体现。
当你认为这就是李世民高明之处的时候，作者却更深刻的告诉你，这只是表面现象，韩非子就曾如此说过：“再圣明的君王，他也只是一个人，而他面对的臣下却有成百上千人之多，要想凭借一个人的力量和群臣斗智，怎么可能忙得过来呢？”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是把功夫下在如何建立良好的制度上面，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贤臣身上。因此成就贞观之治开创大唐盛世的，是一个圣君、一群能臣和一套好的制度以及他们之间高效的配合。
《唐太宗治官笔记》里很多新颖论断并非作者哗众之论，而是有根有据，在《唐史》中多次记载，唐太宗有一个爱好，总是喜欢在闲暇无事的时候，把满朝文武挨着个儿的拎出来品评一番。这就好像一个守财奴总是会在夜深人静之时，偷偷把自己收藏的奇珍异宝从库房中翻出来，细细擦洗检阅、摩挲把玩，试想一位能力超群、阅人无数而又酷爱钻研人性的皇帝，治理百官的水平岂能仅仅流于俗套、被世人一眼看穿。所以，品读这位千古一帝，不能仅仅停留在世俗的说法，以及站在“重臣轻君”的角度，而应该如作者般站在帝王立场、通过现代视角、挖掘内心世界，揭示帝王的人生哲学和心术，尤其书中摹写其面临某种历史状态时的独特体验，对于我们更好的认识李世民、学习李世民有很大的帮助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