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资源生态学教授William Rees曾有一句名言：我们没有生态危机，是生态圈有“人态危机”。而胡晴舫在隐喻的层面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办公室更像是一潭深藏在丛林里的沼泽。表面上查看不到任何动静。你不是看见、而是听见生物在你周围活动，来自四面八方，细细琐琐，不甚连贯，却又断绝不了。” 由50来个超短篇组成的《办公室》是对办公室生态的一次细致而深入的检视，当然其核心亦在“人态”，或曰，人性。
在作者2001年出版的《机械时代》一书的自序中，胡晴舫曾这样描绘我们身处其中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机械制造的特色便是我们的人格：单一、呆板、无味、重复、规格化、无个体性。”倘若要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撷取一个典型样本，办公室大概是首选——因为“工作场所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缩影”，因为“当政治意识形态破产，哲学退了流行，文学不再具有抚慰人心的作用，工作就是新的宗教，工作伦理就是新的道德，工作职能就是新的社会角色”。在《办公室》末尾的《街头》一文中，胡晴舫以尖锐的笔触写道：“公司就像一个社会，总是在强人政治和多头统治之间犹疑不定。”前者如同“按照某人意志严格整理过的花园，安静而洁净，不得喧哗”；后者则是“一条活生生的开放街道”——在胡晴舫看来，办公室便是“白领阶级的街头”，于是办公室文化就如同帮派文化：“他们把不中意的人从自己生存空间消弭的直接方式，跟黑帮没什么两样。差异只在于见不见血而已。” 这篇篇幅数倍于书中其他文章的《街头》不但对办公室文化作了直截了当、准确尖锐的评断，也对机械时代中的人性做出了恰如其分的归纳：“在世界只剩下一种灰颜色的机械时代，人性成了干涸失血的干燥玫瑰花，徒具形式，不再丰润，轻轻一碰，花瓣就会破碎成片。”
《办公室》一书中的其它篇章，便是发生在“街头”各个角落的故事。尽管胡晴舫声称“世界上没有伟大的办公室文学”，但她处理办公室故事的笔触依然处处透出文学气息，她思考的视角也常常充满与文学作品的相互指涉。她描写起人来，往往是略带夸张、漫画式的；字里行间又每每透着淡淡的反讽。如她言简意赅地说“办公室是一座疯人院”。又如描写总经理介绍总裁女儿时的媚态：“他笑得如此喜滋滋，鼻头皱成面团，眼睛细得一点缝儿也没有，好像那位只应天上有的美丽生物不是总裁的后代，而是他的亲生女儿。”她构建的故事常常带有隐喻的色彩：写人事经理杨小姐组织员工学交际舞的故事，写的又何尝不是“交际之舞”呢？《卡夫卡的朋友》一文中的清洁妇，又何止仅仅在清洁办公室的垃圾呢？暗藏的隐喻扩大了这些办公室小故事的外延，读来如有余韵。隐喻之外，对照也是胡晴舫的拿手好戏。忙着“保持什么事都不做这件事”的小马，“穿着妻子为他准备的整齐外装”虽然失业但仍假装上班的男人和“在我每天上班路经的街角”，行乞的她，都成了“我”和“我们”的镜子。
在《小说家》一文里，胡晴舫还玩了一次元叙事的游戏，文中的“他甚至从来不打算显得充满灵性，看起来无时无刻不在自嘲”会不会就是一幅作者的自画像？倘若真是如此，胡晴舫一定是太过谦虚了，因为这位1969年出生于台北的女作家有着颇为丰富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自台大外文系毕业后，她远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攻读戏剧硕士，无怪乎文中既会不经意般地提及贝克特或莎士比亚，又会暗指皮兰·德娄：“我们是一群寻找剧本的角色，眼巴巴地等着导演上场。”她在《Playboy》及《Esquire》杂志的编辑工作又令她得以身临其境地体验办公室生活，难怪她笔下的办公室故事如此真实而逼真。
《办公室》里多数文章其实是作者为台湾《中国时报》“三少四壮集”每周撰写的专栏文章，除了专栏，胡晴舫还写作了大量的文化评论、小说和散文，并先后出版了《她》、《旅人》、《机械时代》和《滥情者》四部作品。其中，罗马尼亚版画家Mircea Bochis担纲插画的短篇小说集《机械时代》或许是作者最出色的作品。它比《办公室》更离世、更有想象力，而或许要真正理解这个世界，你最好稍稍离开一些，才好曲折地看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