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们能否了解，坏学生是如何终止的？
佩纳克：人是如何走出爱的忧伤呢？往往是通过爱。上学的苦恼也同样，尽管这里所说的爱不是指这个词的情感含义。坏学生要想在他本人的眼里自救，就应该意识到他在成年人的眼里存在，他对成年人有价值。为此，他就应该在传授知识中感到某种爱：老师爱他教授的内容，他的心思确实放在他教课的班级，以及班上每个人的身上，哪怕是最“差”的学生。我在拯
救了我的那教师身上，总能感到那种渴望传授的难以置信的热忱。我们在真正的“书籍传送者”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类型的爱：那些传送者中间有教师、书店老板和图书馆员，都能真正提供给人阅读的书籍。
记者：“这本书不适合我，我不够聪明，根本看不懂，等等”，不管什么年龄段的读者，经常有这种反应，这该如何解释呢？
佩纳克：在教育方面，盎格鲁-撒克逊人评价小学生，着重于学生做出了什么，同我们差异很大；总结我们的教育，学生担心不“理解”阅读的东西，就不免羞愧，甚至妄自菲薄，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反应。我们的教育体系很早就鼓励我们贬低我们自身。我们刚入校门，面对那些将打量的目光投到我们身上的人，就开始担心自己“受重视”，或者不“受重视”。每问到一个问题，学生就势必认为“受重视”，这里当然要排除承认无知或者不感兴趣。这种状况一直追随我们到成年，而且在文化或者政治领域，我们还特别经常扮演这类合成的角色，正如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十分精妙地剖析的那样。我们这些法国人，带着我们的复杂性，一讲述起来就非常复杂了！七十年代的动乱，丝毫也没有改变我们对别人怎么看的担心……那几年，打倒了一些学院派的陈腐观点和过时的习俗，代之以不那么因循守旧的价值观；然而，这些价值观一旦普及，便构成新的标准，同样显露了条条框框。评价机制从来就没有改变。法国人特别热衷于对话者文化上的，或者观念上的评价。这种评价既生发我们谈话的魅力，也造成谈锋不健的人的不幸。这种评价到处起作用，在阅读方面也不例外。从而产生您所说的感觉，达不到某某作者的高度，达不到某某导演、某某画家、某某作曲家或编舞者的高度……此外，有一小部分人，本身就抵制阅读，还有一些人，比例同样很小，迷失在不加选择的阅读中，与真实世界隔绝了。
记者：谁传递阅读的渴望？
佩纳克：街区书店老板、图书馆员、一些教师，那些不扮演神庙守护角色的人。此外，仍然是一个爱的问题。鼓励我们阅读的人，最经常的还是我们亲近的人：父母、朋友、恋人、情人、同学。一旦有人借给我们一本书，问题就提出来了：这位朋友为什么要把这部小说借给我呢？当有人对我说：“这完全对你的口味”时，我给对方的是一副什么形象呢？因此，我们埋头阅读时，也要在书中寻找我们在对方心目中的形象。而我们本人也认为，从字里行间更
好地了解对方了。除了对作品本身感兴趣，这类小小的好奇心也促使书籍流行。尤其是看过这部小说之后，又该轮到自己向某个朋友推荐了。我们阅读一本书，从来不是独自一人阅读。即使身处完全孤独的境地，也有一批人在陪伴我们。
记者：那么媒体呢？
佩纳克：媒体是间接传播，主要向我们透露有一批重要的读物，而且总在更新。但是，媒体取代不了直接谈话、直会会面、直接交流的感染力。从前，贝尔纳尔·皮沃（Bernard Pivot）主持读书节目，就善于这样做，具有十足的感染力（况且，为此他还招致许多责备！）；不过，时代变了。至于我，我几乎从不看电视：我写作，看书，出去散步。我从报刊杂志上了解一点儿，主要还是在朋友们那里获取信息，或者听广播，或者直接参加书店的座谈会，东听到一点儿，西接受一点儿，从来不看书籍封底的宣传。我也力图传扬我喜爱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