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的阅读研究专家吉姆·崔利斯(Jim Trelease)的代表作《朗读手册》，1979年初版，5次修订，被美国数十所教育院校选为指定教材，并被引进日本、韩国、西班牙、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仅在美国的销量就突破了200万册。书中用了整整一章来介绍“持续默读”（SSR），在文中崔利斯对斯蒂芬·克拉生（Stephen D. Krashen）推崇备至，他认为克拉生的著作《阅读的力量》是“要求所有老师及图书馆馆员阅读的一本专业书”。
关于克拉生，也许更广为人知的是他的“二语习得”理论。他在1980年代发表的《输入假说：理论与启示》中正式提出习得与学习假说、自然顺序假说、监控假说、输入假说和情感过滤假说等五个系列假说，总称为输入假说理论。虽然学术界对这个理论仍存有不少争议，但时下最热门的外语学习方法已无不深深打上了二语习得的烙印。有人认为既然是“假说”，所以是不可靠，而传统的语法翻译学习法已经以培养出了大批外交官和外语专业人才为事实来证明了自身的合理性。我想这样说的人恐怕是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在外语学习上下过苦功，凡是在外语学习上稍有成绩的人，无不是在课本和课堂学习之外，带着强烈的学习意愿，大量的阅读和听取外语资料，这才是他们的成绩的来源，而这恰恰就是习得理论的核心所在。
在《阅读的力量》中克拉生提出了“自发性自由阅读”（FVR）的方法，这是综合他长达20年的所有语文学习及阅读研究成果，再加上数百篇他人所著的研究报告，尽管他称自己的理论是假说，但相对而言，被他称为直接教学法（针对母语而言）何尝不是一种假说？ 作为二语学习的语法翻译学习法也是同样。更何况，“直接教学的影响非常小，甚至几乎不存在。即使研究显示直接教学有帮助，有时这种正面的影响也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
这段话相当震撼人心，因为这几乎是全盘否定了我们当前在学校采用的语文教学和英语教学方法。书中列举了很多研究来证实这个观点，我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作证明，如果我们回想自己的学生时代，尤其是小学和中学阶段，我们能想起课堂上讲过的哪些文章？哪些词句？哪些语法？如果有，恐怕都和某种痛苦的感受结合在一起吧？而如果我们回忆那些我们曾经爱看的书、电影和音乐，我们的印象又会是怎样的鲜活呢？所以说，肯定不是那些我们连记都记不起来的事情在推动我们成长，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我们曾经在课外读过的那些书，在生活中遇到过那些人和事。换言之，某种程度上，学校里所谓的教学都是浪费时间的无用功。
我列举部分书中的提到的研究成果的结论，分别对应是直接教学法中的核心内容：单词、拼写和语法。研究显示，这些教学并无明显的作用，即使有，也是暂时的，哪怕是仅仅从应试的层面看也是如此。
单词教学的多寡与阅读理解力和词汇能力的进步之间，在四年的研究中找不出显著的正相关。课堂中完全只用一种基础读物或是练习册，与阅读理解力的进步是负相关。 那些接受过拼写教学的三、四年级学生，他们的拼写能力远远领先于没有上过拼写教学课的同年级学生。不过这个优势在五、六年级时就消失了。到了五、六年级，上拼写教学课和不上拼写教学课的学生在一个标准拼写测验中，正确率的表现不分上下。 该研究中高中生被分为三组：第一组在英文课中接受传统的语法教学，第二组接受改变形式的语法教学，第三组不学语法。一连三年，学生每年都接受测验。三组学生不论在阅读理解、写作风格、写作技巧或词汇等方面都没有差别：研究者的结论是：“很难不下这样的结论，就是不论是传统的还是改变形式的语法教学，实际上对一般高中生的语文发展都没有影响。”
克拉生的结论是：“自发性自由阅读”（FVR，自由自主阅读）是培养适当程度阅读理解能力、写作方式、词汇、语法和拼写的唯一途径。
基于这个大胆的结论，学校、家庭乃至社会唯一要做的就是给孩子们提供足够好的阅读条件以鼓励他们阅读。归纳而言，也就是三件事情：1.较易接触到书本；2.安静舒适的阅读环境;3.充足的阅读时间。例如，针对父母的3B法（书、书架、床头灯），另外，图书馆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对于这方面，我自己也是深有体会，详见旧作《五招让孩子爱上阅读》。
虽然学校的教学大多还是老一套，但是，可喜的是，政府对阅读的重视正在逐年升温，以广州为例，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的少儿部新馆舍面积达2000平方米，藏书10万册以上，较之前扩大了10倍。广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的新馆舍面积则有1.7万平方米，藏书已多达390万册。去年开始，凭读者证一次可借阅15册的图书，对于大部分小读者来说，哪怕只办其中一间图书馆的读者证都可以不愁缺书看。这些利好消息的同时，令人忧虑的是，孩子们没有时间看书。身边许多孩子是写作业写到晚上10点，甚至11点，周末又被各类兴趣班和补习班占据。阅读，总是有意无意被安排到最后继而不了了之。因此，我强烈推荐老师和家长们读一读《阅读的力量》这本书，把阅读的时间还给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