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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电话，写信，回家探望，出书，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还是到电视台做节目，怎么向她报喜也无济于事”，达尼埃尔•佩纳克在讲述他的妈妈，这位操劳的法国母亲对于自己的儿子总是充满了不信任和担心。佩纳克是法国著名的小说家，在2007年，他的《上学的烦恼》获得了雷诺多奖，这本自传体的小说讲述了一个从小被划归为“差生”的学生如何走出孤独，迈向成功，变成知名作家的故事。不过因为从小“差生”的身份，无论佩纳克取得了怎样的成功，她的母亲依然还是像小时候一样认定自己的儿子日后一定没什么出息。
无论怎样，佩纳克的母亲似乎更像是一位我们想象中的中国妈妈，这是一个很老套的刻板印象——中国的妈妈总是打压多过鼓励，总是怀疑多过信任。最近华裔作家蔡美儿的新书《虎妈战歌》（中文版翻译为《我在美国做妈妈》）在美国掀起了一阵东西教育文化的大讨论，说得就是一位中国妈妈如何教育女儿的故事。这不是一本专事讨论东西文化差异的学术书籍，只是一位母亲的家庭记录，所以书中关于中国母亲或者西方文化的内涵大多也只是一些经不其严肃推敲的刻板印象而已。书中记录了这位“虎妈”如何为自己的女儿选择兴趣爱好，为他们寻找最好的老师和学校，以及如何以严厉苛酷的方式要求他们日以继夜练习乐器的故事。
尽管这位虎年出生的妈妈总是号称是以中国人的方式教育女儿，但我觉得她其实还是“太美国”了，最起码她没有成功地管束好自己的小女儿露露。露露比她的姐姐索菲娅显然要调皮很多，她敢公然地顶撞母亲，并违背母亲的意愿最终选择了网球作为自己的最大爱好，尽管露露在小提琴的演奏上的确有天赋。这一点和她的姐姐相比较就大不一样了，索菲娅自始至终以最为擅长的钢琴作为自己最大的爱好，良好的天赋加上母亲近乎偏执狂式的督促使得她成功地登上卡内基音乐厅。
西方的媒体对于《虎妈战歌》这本书的反应，就像他们一贯的面对涉及东方神秘事物的反应一样，总是显得过分激动并充满了哗众取宠的论调。在他们看来，蔡美儿育儿的成功经验就是现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或许也是东方文化显露优势的开始。不过蔡美儿其实并不喜欢华尔街日报耸人听闻的标题“为什么华人母亲更胜一筹”，也为西方的妈妈们把她称之为“虐待狂”苦恼不已。她在书中很确信自己只是以一种普通的中国家庭的教育方式培养子女，她不仅忽略西方人特别看重的个性，同时强调女儿对于父母的尊重和顺从，而且她从来不会给予女儿太多的自由，严格限制她们外出的时间，不允许她们在外面过夜。但是，这些就是真正的中国教育文化吗？
我们都知道孔子的因材施教，但却无法从此联想起这些哲人同样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儒家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中国人其实一直就认为自己的子女就像是一块天然的玉石，很有价值，只是需要加以更多的人工雕琢而已，所以他们对于孩子从来就是以尊重为先的。又说，“故君子知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意思是说，君子的教育方法是以晓谕取胜，引导而不是强迫别人服从，对学生严格，但不是要抑制他们的个性发展，启发学生却不是要一语道破天机。另外，中国人的确很强调人伦长幼，强调学生对于老师和父母的尊重和顺从，而不是忤逆，但是这种顺从并非通过打骂或者像蔡美儿那样通过限制信用卡和零用钱的方式得来，它建立于天然的人伦顺序之上，正所谓“师严然后遵道，遵道然后民知敬学”。只是在近代以来，因为工业社会里世俗的压力和功利风气的盛行，中国教育中强调的“顺从”才多了一份西方人极力抗拒的泯灭个性的“规训”的意思，但是这种个性的丧失只与现代社会的竞争和工具理性有关，而无关乎中国文化。
不过我到是很好奇，为什么西方的主流媒体会热衷于在一份普通的家庭记录中解读中西实力的对比呢？其原因可能仅仅在于他们热衷于探讨中国经济崛起背后的政治和权力模式，而人们也乐于相信这种崛起背后的代价也一定隐藏着对于所谓个性和自由的蔑视。不过这种似是而非强迫症式的讨论总是容易忽略具体的历史语境，也造成人们习惯把中国人的顺从混淆于西方语境中的规训。规训一词取自于法国哲人福柯的名著《规训与惩罚》，这部著作回顾的是西方人从赤裸裸的公开惩罚到今天西方社会对于个人隐秘欲望的控制历史。福柯在书中强调学校和监狱都不过是控制个人的权力方式。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其实很难理解福柯的论证，因为就像蔡美儿总是认为限制和控制似乎只发生在中国一样，我们也总是相信西方人强调的个性和自由根本容不下任何权力的控制。不过你只要稍微回顾下西方的教育史，就会发现福柯其实一点也不夸张。
众所周之，西方现代教育机构的前身是宗教的教会组织，严厉肃穆是它的主要特征。法国教育社会学鼻祖E•涂尔干认为，教会无非“就是蔑视这个世界的欢乐，蔑视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奢侈之风；它力图用更为严苛的克己之欢乐，来取代生活之欢乐”。在洛克的时代，西方人慢慢的进入现代世界，并运用自己的理性，开始摆脱宗教传统的精神控制。但是阅读洛克的《教育漫话》，你会发现人们对于欲望和身体的控制依然痴迷不已，对其不遗余力的掌控仍然是整个教育的宗旨。洛克不仅劝导人们对于子女要避免娇生惯养，“无论冬夏，儿童的穿着都不可过暖”，他甚至还建议冬天给孩子洗冷水更有利于其健康，也因为它更有利于培养一个未来的绅士。
洛克时代，人们对于身体和欲望的理性控制很大程度上其实只是延续了宗教时代的身体控制而已，这一过程不仅形成了福柯所谓公开惩罚到内在规训的演变史。但是，这一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N•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私人的事情”或者说“隐秘的事情”从公共社会生活的逐渐分离出来，遁入私人领域，而不再受到公共讨论。据说这是一次“文明的进化”，也是现代文明区别于野蛮时代的标志，但是这种区别不在于权力的控制已经终止，只是意味着不在公开展示。而此时 “文明”意思也就是在公共的场合能自如得体地控制身体和微妙的情感，这有点像中国人所谓的“礼”。外在的赤裸的权力逐渐变成奥古斯丁所谓内心的“独白”和“忏悔”。
与此相反，中国的妈妈们反倒是很喜欢干预孩子的私事，把它当成是整个家族命运的事情，孩子的个性和自由也取决于集体的利益和价值，这种听起来有点“野蛮的”的公私不分与号称“文明的”现代西方教育文化的确有很多的区分。不过这种区分不是文明与野蛮，它是顺从和规训之间的区别，顺从依据的是天然的人伦顺序，规训依据的是内在的私性控制，前者看起来威权但其实充满温情，后者看起来自由却也满是分裂。佩纳克所谓“上学的烦恼”其实质源自于西方教育中固有的私性排斥和内在孤独感，而蔡美儿的误解则源自她对于中国文化的只知其表不知其里。
《我在美国做妈妈》：蔡美儿 著 ；张新华 译； 中信出版社2011年1月版。
for 深特(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