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结束后，太平军从广西桂平揭竿而起，打着天主教的旗号，沿着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的方向进攻，势如破竹，仅一年的时间就占领了了道州、桂阳、郴州、醴陵、岳州、武汉，再沿长江向东夺取九江、安庆、芜湖、太平，最终定都南京。
然而长沙却独树一帜，“激战三月，长沙未破”，长沙成为了自广西至南京途中，唯一一处遭遇太平天国而未被夺取之城。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湘省团练的负责人跑来找曾国藩，想请他来主持一下战事。恰逢曾国藩在家里守丧，他拒绝了好友的邀请，推辞说“书生不知兵”，兄台还是另请高人吧。曾国藩的朋友郭嵩焘、曾国藩的弟弟一起来劝他，“公本有澄清天下之志，今不乘时而出，拘守古礼何益于君父？且墨绖从戎，古之制也。”一番激将之后，曾国藩终于答应了。
（墨绖（音蝶）从戎，指守丧期间参战）
湘军的主力是一群地方团练，素质不是很高，“兵政废弛，土寇蜂起，敌众未至，一夕数惊”，地方官也是畏缩畏惧，生怕敌人攻来。曾国藩来治军，看到底下人这副德行，自然只能使出狠招，好好整顿军纪。三个月，杀了两百多个人——人送外号“曾剃头”。曾国藩置之不理，只顾勤加练兵，使湘军成为陆上劲旅。咸丰三年，湘军又学习水攻，购兵船，编水师——逐渐声势浩大。太平军眼看三个月都不能攻破长沙，只好连夜造桥，悄悄渡江攻打益阳去了。后来南昌抵抗不住，也跑来向曾国藩求援，派出湘军替其解围。
当然，曾国藩也面对过失败，由于损失惨重，愧对家国乡亲，对待失败的态度甚至有些极端——如果周围人不看住他，或许分分钟就自杀了。
为南昌成功解围之后，武汉也跑来求援，曾国藩派水师出洞庭，结果遇到了大风，数十艘船损坏，在岳州一战中失利，回到长沙。没想到，又在长沙旁边的靖港小镇被挫（靖港古镇距离长沙市中心几十分钟车程，现在仍能见到当年战争遗迹），“国藩自督战船四十号，陆勇八百名，击太平军于靖港市。时西南风大作，水流迅急，不能停泊，为太平军所乘，水勇溃散，战船或被焚，或被掳，几乎全军覆没”——岳州和靖港的失利，使曾国藩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投水自杀！好在被幕僚救出，自杀未遂。但他决心已定，秘密地连遗书都写好了，把后事办妥，准备再次自杀。幸亏他的同伴传来了捷报，在湘潭大败太平军——曾国藩当机立断，出水师助阵——八月之间，水陆十战十胜，收复湘潭。
写到这里，诸位或许已经发现，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勇猛顽强，战功显赫，但他本人其实并不擅长带兵打仗，亲自督战的时候，往往要吃败仗（比如前述的岳州、靖港之败），但是他所提拔的将官们，却捷报频传，屡立大功，并且对他死心塌地。
谈起治军，有人说他是“不善将兵而善将将”之才。一介文人书生，没学过武备，却成就了不世之功，这是为什么呢？
他的书信里有这样的语句：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音搀）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
这“四要”和“四大端”，代表了他治军的核心思想，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下属的。但是仅有这样的戒律是不足以御下的，特别是不识字的兵勇们，所以他把军中最重要的规矩写成浅显的歌曲——《爱民歌》《得胜歌》《解散歌》《保守平安歌》等等，无形中深入士兵内心。
在军法严明的同时，他对士兵是如父亲教子般地负责。“训打仗之法，训作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作人则全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
无以规矩不成方圆，这句话用来形容曾国藩的治军特色恰如其分。他训练士卒的规条很多，条理清晰，生活、习惯、行军技艺、立身为人之道都详详细细殷勤告诫，在军中，他是父亲一般的存在。
他的规矩很多，是不是战法会相对死板不知变通呢？
事实上，曾国藩深喑“奇正”之术，本书作者赞道“他的临阵制胜之策略，简直是静如处女，动如脱兔，神龙变化，不可方物。”
曾国藩时时以孙子兵法勉励后生，他的书札中常常可见孙子兵法的引述和应用，对奇正之义有着深刻的理解。但他做学问、为人处世都是以稳健为主，所以他对“奇正”之术的态度是，“拿主制客为体，奇以制正为用”，教导我们要深明奇正之义，而不可轻用奇兵。
曾国藩的观点是，太平天国的流寇，惯用奇兵。假如官兵也惯用奇兵，则打不过不择手段的流寇，所以应“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然而对敌人的伎俩，又不可不知。作者将其概括为“静以制动，节节进击”。
纵观曾国藩的治军方法，虽然他是个外行出身的军事家，但本质上他的治军思想与克劳塞维茨、孙子兵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并且更加接近实战。
读遍全书，可以发现他的军事思想可以与做人思想完美地结合，他认同的练兵，是训打仗之法和训作人之法的融合，治军思想也正是他做人思想的精华提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