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纯属读后共鸣的产品，主观性很强，不喜请绕行）
我以为到我的年龄，已经不会再被一本书吸住一口气读到天亮，尤其还是一本非虚构类的书。但我还是低估了我对刚刚逝去的学生时代的眷恋，以及对某个始终闪烁着神秘光辉的小团体的兴趣。
I
我在W大生活了七年。不久前，我第一次作为校友参加了110周年校庆升旗仪式——那是个热闹而安静的早晨，校园保安和武警班学生尽责地把附近居民和围观学生围成华夫饼型，好给接力跑的同学让路。树丛和人群背后，看不到脸的男女主持圆润地把紧张隐藏在主持腔背后（我忍不住想到当年的vivian），站在我右边的两个男生用沪普和标普交流着观感：
“靠，离世界一流大学还远呢好伐？”
“是世界非一流大学，或者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走吧？去食堂？”
“快完事儿了吧？”
“XXX（正在讲话的某领导）讲起来没完，一会儿回来肯定还在讲。”
“怎么这么多人？出不去啊……等会儿吧。”
我强忍住微笑盯了一眼年轻的学弟，默默地给他们通往食物的通道让路。
“谢谢。”
这是我熟悉的W大学生：他们对官僚权威嗤之以鼻，对自我吹嘘冷嘲热讽，他们故作清高又对肚子忠诚（W大生真是吃货，BBS上曾经的流行语：“XX是什么？能吃嘛？”XX可以换成任何，比如请假条、户籍证明，甚至女朋友），而在外人面前，又时刻保持一种有距离的礼貌和体面。
如果了解了这一点，你就明白“TML”事发前后，W大学生、校友们的痴情疯狂和痛心谴责其实只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属性的两面而已。
II
我来自一个据说盛产土匪多于农产品的工业城市。
因为早到了几天，娘和我跟着出惯门的爹，决定先去校园里逛逛顺便领行李。从W大招待所一路出来，人极少，只有晒得发油的法国梧桐。娘一边狂喝冰水一边抱怨这破地方太热太闷，爹皱着眉头质疑学校大门不够气派，我捏着发给我们的W大地图指东指西，一边反驳：“我觉得已经习惯啦！”“越是好学校越要低调，这叫内涵！”
娘笑，这还没入校，你已经帮着W大说话啦？
W大确实回报了我一个非常壮观的入校仪式。那一天，三千个穿着新发书院服的大一新生如东征的十字军浩浩荡荡，头顶是台风和暴雨呼啸，脚下是暗涛汹涌的急流，骨折的伞尸体横陈在马路两侧或插在垃圾箱口，我和刚认识不到一周的三个室友一路确认着彼此还没被吹跑或冲走，带着近乎悲壮的心情活着抵达了终点——正大体育馆。
这可能预示了我即将面对的波澜壮阔的大学生活。
——我当时并没有这样想，我只是在抉择明天是穿湿透的皮鞋去上课还是实用的拖鞋？
据我当时的室友维尼君的口供，那时的我是典型的“乖乖女”、“优等生”，就是无论做什么都要给自己找一个漂亮理由并告诉周围的人，而她最恶心这种人。
“并没人一直看着你，你以为你是谁啊？”
她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校内信（现在叫人人）控诉我，但是太长，所以我只记得这一句。更可怕的是，我没有如她的愿，反而一头钻进了一个后来改变了我整个人生轨迹也几乎毁灭了她整个大一的邪教组织——L&EA。
III
我确信并不是所有学校都有W大这么多花样翻（zuo）新（si）的社团，但应该很多学校都有一个或若干类似L&EA这样的邪教组织。这是一种理想主义者的乐园，聚集了一群高谈阔论、舌灿莲花、年龄差从+8到-8的新老教众。每年开学，这群老家伙们会早早搭好舞台，摆好盛宴，单等着懵懵懂懂刚入校的小豆苗们撞到网上来。然后精挑细选，拉拢勾搭，在一次次的传教和洗脑之后，确保自己的基因尽可能多地留在优秀接班人的体内，这才拍拍肩，说，你可以去祸害下一代了。
这样的“繁殖”说起来似乎是阴谋论的，但我更倾向于把它描绘为“双向选择”。记得我总领传教事务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学弟（妹）打电话问我：“我知道你们是W大最大的社团（之一），是五星级社团、标兵社团，但我听说你们每年最后只留下极少的十几个人，请问你们怎么从几百人里筛选出最后的少数人呢？考试吗？还是比赛？”我没想过L&EA竟然会有这样elite club一样的印象，因为我的个人经验是，只要你想，任何人都可以留下来。
然而这不是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vivian经历了从周边到中心、又从中心退回周边，并最终选择了观察者的位置。我们观察这个邪教，也观察我们自己。在无数个推心置腹的夜晚，我们回忆起那些人，重新解读那些事，然后得出结论——你看，这就是我们这帮人，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才会留在这个邪教。
我们是怎样的人？大一的时候，看着高效、漂亮地举办大型活动，酒桌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学长，我们说这是一群绝顶聪明的人。大二的时候，看着搞定企业、官僚，协调活动、人员，创造纪录、影响的小伙伴，我们说这是一帮梦想家和政客。大三的时候，看着或做着漂亮实习、或拼着GRE、雅思、或继续在L&EA赢得喝彩的同学，我们说不过都是些爱慕虚荣的傻孩子。大四的时候，我们忙着分流——读研，出国，找工作。然后读研的我们，目睹那些工作的孩子极其聪明而敏锐地迅速社会化，或者说，异化，有人变成我们不认识的成功人士，有人干脆主动离开。那时我们以为，我们要分崩离析、各自前程了。然而可悲的是，等我也毕业工作的时候，我们又很热络地联系起来了。
历史往往需要长时段的观察，才能得到最初的结论，有时还需要那么一点对比。我赞赏Ross这本《特权：哈佛与统治阶层的教育》，正是因为他点明了L&EA的一个未经道出的核心属性——特权。这种特权并非现在时兴的“二代”们的啃老，而是所谓“充斥着精英主义、利己主义”的“权力和野心”，或者说，精心设计的以资本主义的个人成就为标杆的特权。确实，L&EA的成员很多出身较好家庭，不过多数仍是中产阶级的小孩（当然更少的是真正的寒门，他们大概没空和我们玩这种撒大把银子的游戏，也不会认可我们这种挥霍的作风），恰恰是他们最有动力追逐个人成就——家庭刚好提供了追求成就所需的物质基础，同时又给他们的奋斗留出了空间。他们无疑都很聪明，或曾品尝过特权的滋味，所以才能在大一懵懂的时候就敏锐地捕捉到“甜味”，在种种选择和重重难关中选择留下。
我说“重重难关”，并不是夸张，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作为一个非先天优越的教众，我几乎已经忘记刚来这里时，每天要多么努力跟上充斥着陌生名词、陌生人名的对话：每次暗暗地用手机做笔记，结束后回宿舍向百度学习；周末把手机锁在图书馆柜子里，自己躲在里面啃马克思·韦伯或米歇尔·福柯；无论走到哪里手里永远抱着一本看上去高大上的书，思政课当然是最好的阅读时间……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简直有点“知识眩晕症”。我仓促地觉得我的不足仅仅在于读书太少，所以我驳杂而毫无系统地乱翻书，企图让自己成为一个“博学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知识和理念不过是装点糖果盒子的花边和蕾丝，真正的学问乃是人脉、手段和权力。幸运的是，在另一位前辈的善意提醒下，我早早地退出了这场权力的游戏——我不是太愚钝，恰恰是太敏感。我很怕自己被潮流卷走，我需要一棵足以和邪教对抗的大树，于是我选择了学术研究。
IV
大三那年，借着去台湾交流的机会，我第一次离开了L&EA，这使我得以从一个远距离看着“热闹是他们的”。朴素的教堂唱诗，热心教育的师长，单纯的台湾同学，没有打扰的读书……我第一次体会到一种宁静的坚定，不像L&EA那么炫目，但是很安心，就像蔡依林唱的：“世世代代的虔诚。”我断绝了我和L&EA的联系，我想要一个能安身立命的东西。
我想我不会再回去L&EA了。
四个月零两个小时后，我重新站在W大的土地上，冷峻的秃枝像哥德式教堂的尖顶刺入灰蒙蒙的天空。“喂？我是辅导员，你到1312来一下好吗？”“好的……1312……是一教？”“呃……光华楼西主楼1312。”
完了，我已经忘记这个地方了，我的魂一定忘在桃园机场没寄回来。
L&EA的朋友为我们接风洗尘，我们带了台湾的麻糬给大家吃，聊得很开心的样子。火锅，唱歌，男女。我在人们的眼神和声音中间迅速捕捉着我不知道的风流韵事或难言之隐，他们悲伤地告诉我，我和某呆用心血经营的跨校每周活动被学弟妹彻底糟蹋了，连影儿都没了。我说我知道，其实我心里并没有特别地难过——远没有后来某呆彻底失联让我难过。朋友们还是那样，但是我却感受到了一种疏离感，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感觉。我说，我要直古代，所以下个学期我要拼命修学分（理转文学分不够）、拉绩点，我的目标是straight A。
事实上我没做到，总有人不买我的账。好在我还是成功去了想去的地方，当然也经历了一些苦战，还差点失去一位朋友。然后就是美好的无忧无虑的大四，考G、学苏美尔文、读史诗、写小说、填词、唱歌、为毕业大戏筹款卖书……除了我在L&EA学会的东西一直像影子一样黏在我身上，它会在危急关头帮我一把，只是我不愿意承认。
读研的生活教会了我沉稳和扎实，以及可靠的交朋友和做事的方法。我扎扎实实地在寂寞中整理文献，留下一篇七万多字的硕士论文，并获得了我很难讨好的导师的认可。我以为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了，L&EA只是一个远去的噩梦而已。
可是那一天，导师突然对我说：
“你是应该做事的人，你还是去做事吧。”
“呃？可是我很想做学问，我对学问有兴趣，我也有觉悟！”
“我知道，但是我觉得做学问会浪费你，你明白吗？”
我明白。就像《人间失格》里的叶藏一样，我自己的怪物影子在门口探进来半个头，我想把手中的论文稿丢过去。
我知道，这是一种近似宿命的东西。绕了一大圈，我还是回来了。
V
我回来了。这个elite club的小圈子，被特权宠坏了的孩子们。
说实话，我一直警惕自己的“精英视角”，且从不觉得自己有特权。直到有一次，我义愤填膺地跟一个网友吐槽说，vivian的老板竟在小长假下班前交待任务，等于要她在法定假日免费加班，而不用付她三倍薪水！
“太过分了！这可是法定假期！”
“那咋了？”他不以为意，“你以为有多少人享受法定假期？”
“当然是每个人都享受法定假期了！”我的声音更高了。
“你想想中国有多少农民？多少小摊贩、小商贩？你问问他们放假吗？”
是的，在我的“世界”里，那些不享有法定假期的人是不存在的。
还有一次，一位博闻强识的朋友来我家做客，他是一位很好的学友，也是一位自由派知识分子。
“中国的教育资源是不公平的啊，非常不公平。”他对我说，“像你们W大的随随便便就有很多出国的机会，而一个内地大学的学生可能全校都只有一个出国的名额，还要自费……”
“我们也是要拼了命地去挤一个出国名额的啊，跟一群很厉害的人一起竞争，他能想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多大的努力吗？”即将出国的维尼君对这种说法很不以为然，“既然他没有考上W大，那么至少说明他高中的努力不够。”
然而高中那一场考试的发挥失常或不够努力，是否值得一个人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这是我没有问出口的，因为我知道重点并不在那里。我想她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在我们考上不同的学校之后，我付出的努力比你更多，至少和你一样多，所以我今天的所有是我应得的。
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我记起大一结束后那个暑假，我回高中聚会，昔日的朋友们各自讲着自己的大学初体验，相当大一部分（包括一个清华男）是：“感觉跟高中一样。”“设施好差，失望了。”还有一部分是：“可算能好好玩了！”“我交了个女朋友！”而我的感受是：“W大给我的比我预期的更多，我忙得没时间睡觉，只能趁暑假回家好好休养身体。”
这是真话，我的大一、大二比高三累多了，一方面是在教室、社团、团委、家教之间忙得像个陀螺，另一方面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通过网络和人脉迅速地接收信息然后处理、判断，因为没有班主任统一通知。由于长期缺乏睡眠和紧张焦虑，我不止一次奄奄一息地趴在教室桌上感受断断续续的心跳，头痛和贫血成了我的常态，我妈到最后甚至授权维尼君勒令我吃饭休息……然而维尼君也并没有比我好到哪去，她因为神经衰弱长期服药，严重的时候甚至不敢关灯睡觉（怕昏过去失去意识），这种情况据我所知一直持续到大四毕业。这样的朋友我知道还有不少，更有很多是我不知道的，而这就是W大生的常态。用我的一个朋友的话说：事关自己的前途，没有人敢不拼命。
没有人敢不拼命。可是为什么？照理说，考到W大这样的学校，只要乖乖通过考试，拿到文凭毕业，就不愁找工作了，为什么还要拼命？这个问题我妈问了我六年，我现在终于想到了一个回答——
因为我们都是特权的受害者。就像我跟vivian常说的，如果可以做快快乐乐的小孩子，没有人愿意痛苦地长大。然而，我们就像被糖果喂大的孩子，在大一那年就早早地断了奶，学习靠自己的聪明和勤奋赢得糖果。我们熟练地操练着技巧，享受着过分的好处，金钱、权力、荣光、满足……突然，我们被告知所享受的一切都将收回。是的，为了糖果，我们被迫长大了。一群贪婪的孩子不顾一切地要夺回原本属于他的糖果，操练起他已经熟悉的那套东西，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多……
从没吃过糖的孩子，和一直吃糖突然失去的孩子，谁更痛苦呢？
就是这种痛苦，在深夜一人的时候，啮咬着我们的心。也是这种痛苦，让我们即使跪着，膝盖淌血，也要咬牙爬下去。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我们被宠坏了，被社会的阴谋。
但我并不以为这种阴谋是有害的。毋宁说，正是这种恰到好处的引诱，让这个社会选出来的那一拨人毫不偷懒地贡献出自己的智力和生命，变成社会大火车的燃料。他们不是社会的宠儿，甚至也不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最合适的人、被选中的人”，只是他们更“需要”而已，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愿者上钩。
当然，我也并不觉得这就是对的，这只是黑格尔式的存在即合理而已。以父母爱子女的心，我绝不愿我的子女被卷入这样的阴谋之中。我宁愿他/她快快乐乐地生活在青山绿水间，为一点小小的获得而大笑，为一点小小的失去而伤心。多吃水果，多吃蔬菜，我已经近视了，他们应该看得远一点。
除非他/她也实在爱吃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