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样的题目，是全盘照抄了王小妮的文字，问题在于，即便是抄袭，也可能仍旧违背了王小妮的本意。她原本要表达的是，她在几年高校教学的生涯中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那些为了学生所做的努力，即使在别人眼中都是徒劳，她也不愿束手待毙，哪怕是飞蛾扑火。否则，人文还叫什么人文。
自2005年开始，王小妮开始在大学任教，上了六年的课，记了五年的《上课记》，记下的是一个个学生的学习、情感和生活。从大一到大四，都有。事实上，正如她所说，每个老师都能写他的“上课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只有这一本《上课记》，好在，还有这一本。
王小妮看到的、记录的，远远不只是作为一种身份存在的“学生”，她记下的，是生命的蓬勃与挣扎。是在这样一个“世风恶化，民智崩塌加速”的时代，在世人眼中“浑浑噩噩的一大团”的学生，冲过高考的终点线后，猝不及防地裸露在大学刺眼又混乱的光线中的慌乱、不适与迷茫。这个数据，大约是每年500万。每年500万的新生“懵懵懂懂走进大学”，每年500万的年轻人“懵懵懂懂”走进社会。
做个“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还是主动的身体力行的探究者”，是摆在每个新生面前的课题。甘心认命还是不甘心不认命，有着迥异的去向。因为生活“不是写文章，谁被它压着，谁知道那个分量”。王小妮的讲台下坐着的来自村镇的学生超过一半，75%的学生都是靠父母种田或者外出打工的收入供养。谈到一些敏感话题，有人无知无觉，有人会很有知觉。在有限的助学金名额面前，他们忍着难堪坚持举很长时间的手，无声的举手。“这些坐在角落里的安静谦卑沉默的学生，不肯因一时的羞辱放弃申领助学金的机会”。对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他们讲钱不是那么重要，明显感到学生的不认同，“也许只有当一个人不缺钱以后，才能开始理解钱远不是最重要的”。即使这样，王小妮仍在坚持，继续讲。她想的是“我该给他们什么，才能心安”。因为她想把这些话寄存在他们那里。有一天他们终会理解。
如今，毕业即失业的呼声渐渐减弱了，当然，减弱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问题得到解决，而是喊也没用，现状已经固化。这段时间人们又开始热议大学生的“空心病”，以分数导航一路下来的学生进入大学感觉没意思、没意义，是再正常不过的情状。十几年就活在分数里，离开分数，还剩什么？王小妮就带着这样一群学生，体味真理、诗意，推翻好词好句，尝试活语言。关注新闻，感受责任。“没有热烈的掌声”，成为她一个学期最大的安慰。
她要求学生写下对自己价值观影响最大的中小学老师的名单，请学生写下自己的梦想，书中一个个质朴的名字和真挚的期许，让人禁不住热泪盈眶。这也曾经是我们每个人的来路和渴望。可为什么瞬间就已经遥远。当知识不能改变命运的时候，在黯淡角落里的年轻人还可依赖的是什么？每一个孩子都渴望成功，可现实中的成功却又是那么艰难。毕业后的邓伯超说：“演戏不是理想，生存才是王道。”在南京打拼的王诗桐“没有任何亲人，没有任何朋友。下了班，不知该去哪里。沉默而安全，小心翼翼地过每一天。”余青娥想着实在累了就回家种田，可是当大学转走户口后，老家的田地也随之转没了。小ZY在爸爸的一句提醒下，再也不说“回家”这个词了，家并不在这里，这里只是宿舍。北京没有“水”，没有“路”，“ 在北京如果只活成个普通人，我就输了。”
大学教育的声誉滑坡，大学生的身价贬值，可学生们又不得不通过这样的门槛走出家乡、走过青春。热血与苟且是那么拧巴地糅合在一起。“中国的学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直是真正的翘楚，是精神的尖顶，是真希望所在”， 然而，在“四周都崩塌了”的状态中，现今的学生是比大众更迷茫的一群人。他们的纠结、恐惧、退缩历历在目，令人几度扼腕叹息。东方出版社再版的《上课记》，增加的就是这七届毕业生进入社会后的无比真实的生活反馈。
用书中尹泽淞的话来做一句总结吧，“你以为高考是个结局，但其实一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