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定凯
印度理工精英的成长之路，向我们的大学教育工作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当代，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是社会真正需要的精英？大学如何培养这样的精英人才？
从文化养成角度看，大学的要旨就是培养学生高雅的气质和品位；或者通过领导才能和意识的培养，为未来商界和政界塑造领袖人物。人们习惯于将文化划分为“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掌握了这两类文化的人在行为举止、态度、语言、生活方式等方面有截然不同之处。但是我们注意到，现代社会中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例如，传统社会精英阶层的“炫耀式消费文化”正被一种更加有节制和平衡的文化取代，高雅文化拥有者更加注重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道德良知。
一直以来，大学被视为是一个向年轻人传授高雅文化的场所，如今不同的是：精英人才同样需要平民情怀。唯有具备更多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感，年轻人才能成长为各领域的真正领袖。《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中描写的达努·罗伊，就是这种类型社会精英的生动写照。
20世纪60年代，当众多印度理工学子漂洋过海，远赴美国去实现自己的事业梦想之际，达努·罗伊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留下来共同致力于解决孟买当地的贫困问题。罗伊的团队用7年时间做实地调查和数据收集，又用7年时间做“科学普及”工作。他们的工作内容逐渐超越了工程学领域，囊括了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由于过程中的种种艰难，到了1990年，罗伊的团队被迫停止了所有项目，他们的努力没有给当地留下多少显著的痕迹。尽管如此，达努·罗伊的行动还是向人们展示了“在基层工作的工程师如何将技术问题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认识结合起来”。
愿意并且有能力去基层服务者，是社会弥足珍贵的人，一如印度的圣雄甘地和特蕾莎修女。这方面，达努·罗伊表现出了宗教般的虔诚和执著：虽然原先的项目偃旗息鼓了，他依然在关注那些受生态恶化影响的劳动者的生存权问题。达努·罗伊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以民众福祉改善为归依的精英成长之路！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大批印度学子向往的美国。在那里，通过更多社会参与，打造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已经成为许多精英大学的通识教育之道。美国大学录取时，强调学生的社会阅历；富家大学生子弟经常到贫穷国家锻炼才干，培养全球公民意识。根据2005年的一项调查，当年的美国大学入学新生中，有83.2%的人表示“在过去一年中参加过志愿者活动”，有54.6%的人表示在“过去一年中参加过班级组织的社区服务”。
近些年，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生参加了各种形式的社区服务实践活动，但是“求职需要”仍然构成大学生社会活动的最大动因，短期功利取向十分明显。大学生缺乏一种通过更广泛社会阅历获取见识和才干的自觉意识，一些社会实践、为社区服务活动仅仅被作为政治口号来倡导。因为附带了各种利益动机，这些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教育，很大程度上演变为大学生攫取社会资本的行为，而不是自觉的理想追求。当我们极力宣传那些放下“高贵身段”、服务基层的人和事的时候，大家似乎忘记了那样的经历原本就是一种有效的学习，学生可以从中真切体验和享用关于人生和生活的况味。
不必因为美丽的故事叙述而神化世界上任何一所名牌大学（包括印度理工学院）。我相信清华、北大的校友同样可以写出一本类似的、赞美校友创业的故事书。只是我希望这本中国校友的故事书中，有若干位中国版“达努·罗伊”。当我们的大学校庆典礼上不只是企业家校友或其他“成功人士”的璀璨聚会，而能在校庆纪念册上看到那些用敏锐智慧和人文情怀“走读中国”的毕业生名字时，那么至少能表明我们的办学者拥有了一种更为“和谐”的教育思想——在这样的大学里，无论你愿意“居庙堂之高”，抑或甘心“处江湖之远”，志趣各异的精英们都能各得其所、相得益彰。
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11-04/07/content_4458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