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教育文化，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是相互关联的，很容易从一个领域可以找到和另一个领域之间的相似之处。
我们的文化——教育，社会和政治总的说来，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即先立一个“正确的”榜样，进而模仿和学习。因此，我们关注的总是”谁正确“，和不犯错，也同样，我们也只能去模仿。
我们的学校教育，只是注重理论，而实践只不过是理论的附属而已，充其量是证明理论正确的，如果实践做的比较深一些，很容易发现理论出问题了，这下就麻烦了。正确的东西怎能容的质疑？而理论，说到底，就是另一个人告诉你该怎么做，而另一个人就是家里面的家长，政治上的领导。
家长们关心的是孩子们是否认同我树立的榜样是不是”正确“——不认同就打，孩子们担心的是自己为什么总有些时候想做自己——做自己是危险的，要被打的，还是要紧跟着榜样。
不由得想起清朝一个文人，每当有了性欲之时，就狠狠谴责自己，又检讨又体罚，因为”正确“的榜样（圣人）怎么会有性欲呢？
而美国教育又有什么不同呢？
这点，看看当年胡适和李大钊之间关于”主义和问题“之争，就明白了。李大钊就是中国文人的代表，找个圣人在他心中当然就是最重要的了。而胡博士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他一定是学到了。可以说，美国人的文化，是自下而上的，先找到问题，再解决问题的时候借鉴理论。
于是，美国高等教育出来的人注重实践，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合作，动手能力），其理论倒是依附。他们反倒不在乎谁正确，也更能做自己。
在看西方的科技发展，很能体现这一点：遇到问题，再寻求解决，从而创立新理论。牛顿的绝对时间观点统治了几百年后，突然人们发现，不管用什么方法测量，光速总是不变的（问题出现），有人用”以太“解决，有人直接颠覆绝对时间的观点（尝试解决），最终，相对论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新理论）。在学术界，第一流的人，是发现问题的人，第二流的人，才是解决问题的人。
遥想明朝中后期，文人们不再满足上层为他们指引精神的道路，而开始关注自身，”心即理“，可不知怎么的，我们现在学国学，从没听过这段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