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谢泳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那个战乱动荡的时代涌现出如此多的人才而感怀，西南联大至今依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财富。整本书最让我思考的，是作者提到的发生在1945年昆明“一二•一”学潮。“一二•一”学潮起源于11月25日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举行的时事晚会，当时正是反内战的高潮时期，按照惯例，学生时事晚会都会邀请知名教授参加。这次晚会也不例外。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位教授受邀参加时事晚会并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作了讲演。演说正进行时，包围会场的国民党军队突然用枪炮对会场上空射击，进行恐吓。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在时事晚会上发表演讲是有很大危险的，但在整个过程中，四位持不同政见的教授都没有任何恐惧感。例如费孝通，他在演讲时突然断电，枪声四起，但他仍然呼喊：“我们不但要在黑暗中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
当时的社会政治有其高压、恐怖的一面，闻一多、李公朴就在集会中被暗杀。但大多数知识分子依然再参与政党活动，并发表各种言论，而这，也是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身上最宝贵的气质。可是这份气质在以后的日子里已经难以再现了。作者遗憾地感叹，“但后来我们基本没有看到这种气质的体现”、“这种知识分子的勇气，在以后的费孝通身上再没有出现过。”1949年后，四位教授除了伍启元去了美国，剩下的三位在以后的日子里都曾全都拼命否定自己的过去，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表达的能力和勇气。作者最后提问，那三位在40年代勇于抗争的教授，他们后来是怎么了，为什么失去了当年不惧权威的勇气？
何止他们三位，那么多在战争硝烟中坚持独立治学，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坚持发出自己声音的知识分子，那么多在三四十年代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最后都发表了在今天看来惨不忍睹的自我批判，甚至是对多年师生朋友的污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的独立知识分子群，就这样消失在一轮轮“思想改造运动”中。
这个问题早有学者思考过，资中筠在《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一书中，详细分析了诸多知识分子为什么放弃了自己几十年所学所思，放弃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那是因为中国产生了“政统”与“道统”合一的体制。简单的说，1949年以后的中国，把对错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领袖一人之是非为是非，全国最经典最正确的著作是领袖语录，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以此为纲，否则便是“大逆不道”。于是，知识分子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自信，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持续不断的“思想改造运动”，不仅使得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荡然无存，连最基本的是非判断也没有了。于是，在1945年11月25日的时事晚会上冒着枪声呼吁“反极权、反专制”的钱端升，会在1951年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甚至否定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思想。
另外，在1949年以前，知识分子拥有一个相当宽松舒适的生存空间。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在大学里的授课收入就能为自己和家人提供较好的经济保障，社会舆论和教育对于知识分子也是尊重的。政府虽不时查封一些出版物，但从理论上还没有完全否定民间报刊的合法性，他们还拥有表达自己思想的地方和空间。西南联大时期，教授中就先后办有《当代评论》《今日评论》这样政治倾向明显不同的刊物，传播自己的思想和学术成果——这与后来“知识越多越反动”、全国所有出版物“一片红”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从《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在遥远的过去，中国已经形成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不畏强权的知识分子群，如果没有后来的“思想改造”，没有那么多的物质精神双重迫害，追寻民主、自由的传统是可以在中国文化中生根的，只可惜一切都是那样哀伤的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