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题为《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谢泳先生的关注重点就在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它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也包括现代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理工科类知识分子。作者通过对西南联大的执教方针、学术团体的结合方式、教授在处理某些政治事件中的态度等各个专题描述，详细论述了西南联大教育制度的成功之处，和学贯中西的教授在此中起到的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他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功在于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它的最重要的体制优势就是教授治校，教授在大学中处于绝对核心的地位，因此能保持学术的相对独立与自由。其次，他认为西南联大时期老中青三代教授讲师，所受教育比较合理，他们既在青少年时期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文化的功底，又在而立后得以留学西方，打开眼界。中西结合的知识结构无疑大大提升了他们的学术建树。同时，作者并没有把对知识分子思想道路的考察拘于联大时期，而是延伸到建国后，或者确切地说反右后，写出了留在国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对新的政治权威时的思想转变和转向后的矛盾心态。
本书中溢于言表的是对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的推崇。在谢看来，西南联大的最重要和有意义的传统，即是取法于美国的现代教育制度。他极力推崇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多有留学美国的经历。这些经历使他们很容易承袭欧美传统，在学术研究时形成自由的团体，以费孝通为首的社会学研究团体——魁阁和汤佩松领导的自然科学研究团体——大普集的实验室即是成功的典范。这些都为我们以此来关照今天的大学制度和学术制度提供了参照。不过，我存有疑问的是，作者把西南联大的成功极大地归功于对欧美、尤其美国教育制度的借鉴并因此强调清华在西南联大中的作用是否仍有商榷之处？他极力强调清华很多教授的留美背景，是否也在客观上忽视了清华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其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统在建国后的被迫中止导致大学传统丢失的论断似乎是在用西南联大的成功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申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