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廉思最近出版了《工蜂》一书,主要是探讨大学年轻教师的生存现状。与其此前的《蚁族》思路一脉相承,布局也相当类似:前四分之三为各种个案与访谈,形式类似于报告文学;最后四分之一则是一份有点学术研究味道的调查报告。
《工蜂》的问世,我们曾有不少期望,原因是高校年轻教师是一个清晰的研究对象,调查能做得比以前更为规范些。可惜的是,这与我们的期望有一定的距离。廉思团队这次在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五个城市的高校年轻教师中发放了5400份问卷(数据引自《工蜂》第237页,下同),其研究方法采取“滚雪球”的方式,亦即通过已接受调查的参与者介绍其他受访对象。然而,如此抽样,除非研究对象数量少而样本数量大,否则所抽样本很难有足够的代表性,据此所得之结论虽已赚尽眼球,但其现实意义有相当局限。
《工蜂》在研究方法上的问题,在其调查区域及高校类型两个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工蜂》调查的是高校年轻教师,这是一个身份清晰、容易划定边界的群体,因此调查区域的选取有必要反映全国2101所高校的基本分布(地理位置、专业类型、行政级别等)。很遗憾的是廉思团队惯性地按城市抽样,未有理会全国高校的地区分布,好几个拥有大量高校的省均未触及。例如,全国共有6个省拥有超过一百所高校,包括了江苏(126)、山东(126)、广东(117)、河南(108)、湖南(105)以及安徽(104)。这六个以数量论称得上教育大省的地区居然有五个不在《工蜂》的样本之中。即使涉及到了的广东,样本仅覆盖广州一城,朱清时任校长的南方科技大学(在深圳)和李嘉诚捐资的汕头大学均被排除在外。
高校类型方面,被俗称为“重点大学”的纯211工程院校一共有107家;同时是985及211工程的大学则有39家,相当多设在京沪两市。换言之,这两类重点大学占全国高校的比例不过5%及1.8%,但在《工蜂》的样本中却高达18.5%和11.1%,如果同时考虑到京沪两市回收的问卷样本占全部问卷的28.9%及23.2%的话,恐怕仅仅从研究方法上看,这个抽样值得改进,因为大量所谓的“二、三流”地方院校被一批处于京沪的高级别大学代表了。
高校年轻教师的现状与这个国家的未来息息相关,这一点笔者相当认同。然而,把那些在一线城市顶级高校里年轻教师的生活与工作情况,等同于身处于不同省市不同级别院校里的所有年轻教师的共同情况,恐怕甚为不妥。这种调研,应该更加依靠一些通过扎实的研究方法采集回来的数据,这些基本步骤从无捷径可走。
21世纪经济报道 陈永杰 2012-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