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所有的人都被假设成为理性的人，（虽然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感性的人）由此推论出：理性人必然会主动、积极地投资于幸福与成功。“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笛卡尔说的更进一步，“我思故我在”。人与动物之不同，就在于人会理性地思考并经营人生，以实现人生最大幸福和价值。所以说，每个人都是经营自己的企业家，每个人都是掌舵生命之舟的船长。
然而，成功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开足了马力乘风破浪，成败得失的关键是要将有限的生命资源投入正确的方向，以实现最大的人生价值和幸福。“做正确的事（do the right things）”是决定性的，远比“把事做正确（do things right）”更重要。俗话说“目标不对、努力白费”对一个企业来说，战略目标错误足致企业的破产；对一个人来说，人生目标的错误足以预示人生的失败。
因此，人生幸福与成功的关键显然不是盲目前行，而是必须先弄清楚自身生命的目标是什么。否则南辕北辙，走的越远，错的更远。葛尼斯指出，寻找生命目标，是人类最深刻的问题之一。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东西方，每个人都必然也必然会寻找生活的目标与价值、追寻生命的意义。你有钱也许可以买来一切，但追求生命的目标与幸福，却绝不可能找人代劳。葛尼斯引用一位成功商人的话说：“我想赚这么多钱有一个很简单的动机：可以有钱雇人来做我不喜欢做的事。但是有一件事我绝对无法雇人来代劳，就是寻找自己的目标和满足。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寻找。”这正是葛尼斯对于生命意义的解释——生命就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做正确的事。
那么，正确的方向是哪里呢？怎样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正确的方向呢？
葛尼斯接下去指出，对于生命目标与满足的追寻，在思维范式上，存在着来自东西方的两种答案。对印度教和佛教而言，他们的回应是，算了吧，忘掉这一切吧。其思维范式试图让人们相信，通往自由的道路，是内心的放弃和超脱。这一古老的东方思想崇尚的是“涅槃寂静、众生平等”，并坚决地认为个体追寻生命的目标和意义其实是错误的，是被世上的幻象所迷惑。个人想要追寻生命的圆满，只会使情况更糟；对不朽的欲望、渴望和眷恋，将使我们走向受苦之轮回。人的自由并不是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我，而是从个人主义中得释放，藉由一种或多种的修行来达成目标。印度的托钵僧，就是几千年来这种思想导引下的人生缩影。
今天，随着全球西化的浪潮，这种东方式的思维范式凤毛菱角；世界上比比皆是西方现代思维范式影响下的功利主义和存在主义者。关于这种思维范式的特点，葛尼斯指出，对于包括无神论、大部分的不可知论、科学自然主义和绝大多数的人文主义者在内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人生可以向内找到答案。他们相信，世界上并没有普遍性的意义存在，因此人类需要自己创造自己的意义，而生命的目标就可以由自己来决定，藉由自我来实现。我们不用追寻──而是由我们来决定。正如法兰克·辛拉特纳（Frank Sinatra ）所唱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按自己的方法“夺标”。
遗憾的是，来自东西方的这两种看起来截然相反的思维范式及其提供的人生幸福与成功的“解决方案”最终还是让人失望乃至绝望。譬如，你潜心修炼，但最终你可能会发现，无论如何修身养心，你最终无法从自己的内心中找到完美人生的答案。原因很简单，你不是神，你本是有限者，作为人类的个体，你无论智慧、知识还是信息都非常有限，你的内心同样有限，你妄想将有限的自身变成无限，最终却是徒劳，是虚空的虚空。葛尼斯挑战性地问到，你跟随着东方大师作各种修行，但你是否发现你对生命目标的追寻，到头来只是幻梦一场。
如果东方智慧是一条不通的道路，那么西方的主流解决方案又如何呢？
很多世俗主义的思想家鼓励人们追求各种世界上认可并且自身也渴望追求的成功标准，例如，健康、权力、地位、知识、友谊、爱情等。然而，最终会发现，这一切都将变得空洞而微不足道，而个人所渴望的至高的幸福仍远在天边。
例如，许多人认为人生不幸福是因为缺乏财富，但真的获得了财富后，却发现，真正的幸福仍然没有得到。葛尼斯指出，对某些人而言，追求世俗目标出现的空洞将导致亨利·梭罗（Henry Thoreau）所形容的“沉默绝望的生活”。
或许，还有一种人生选择，就是干脆什么都不做，拒绝设定任何目标，转而认为追寻就是一切，结果并不重要。过程胜过结果。葛尼斯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这种解决方案或者说对于人生的态度往往以“追寻就是报酬”，或“怀着希望旅行，胜过抵达目的地”这一类的话语来表示。它非常适合对终极答案持怀疑论，以及高举宽容、思想开放、模棱两可态度的现代人。然而，自以为“怀着希望旅行，胜过抵达目的地”的想法，实际上忘了一个事实：怀着希望旅行，是因为希望能够到达目标或目的地。因此，拒绝目标将立即带来更大的空虚和绝望。葛尼斯指出，“有些人的空虚和漫无目标带来更大的绝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说得好：“因为人类存在的目的不只是要活下去……而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而活。若是不能肯定自己为何而活，人就不会接受生命，宁可摧毁自己，也不愿意存留在世上……”
如果世上流行的解决方案都此路不通，正确的思维范式和解决方案何在？
葛尼斯接下去指出，犹太-基督传统的答案是唯一正确的答案。他们相信，将生命的目标扎根于上苍的呼召“来跟随我”是唯一能够获得最高幸福与成功的途径。葛尼斯论述道，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拥有不可剥夺的尊严，因此从创造的意义来说，正确的生命目标其实是“成为你所是”。但这还只是一半的答案。创造我们的上帝还愿意来呼召我们，如果我们回应他的呼召，我们就会达到靠我们自己不可能达到的高度，那将是通向无限的高度、充满信心、盼望和热爱的人生。因此从呼召的意义来说，生命的目标不仅是“成为你所是”，而且是“成为上苍要你成为的所是”。
这种观点认为，终极实体既不是个人，也不是和个人无关的一种存在，而是有一位无限的上帝，他按照自己的形像创造我们，并且呼召我们进入与他的生命关系中。于是，我们的生命目标有了两种来源──我们“受造成为的”（created to be）和我们“被呼召成为的”（called to be）。正如章伯斯所说：“每个人受造，都为了触及他不能掌握的事物。”也许，我们“受造成为的”那个自我微不足道，但“被呼召成为的”那个自我则显然具有某种神圣乃至无限的价值。通过呼召，我们得以与无限的创造主联系进而成为神圣与无限主宰的进程中的一部分。葛尼斯指出，创造主的这种呼召，不仅成为最深自我探索的来源，并且给我们的生命以启发和能力，使我们的生命能更新变化，进入一种无人可比的神圣计划中。
我们希望能够与众不同，我们渴望能够留下典范。我们渴望能拥有一种确据：自己正在实现自己之所以来到世上的目标。而且，正如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所说的，我们渴望“让这个世界更好”。但唯一的希望是什么呢？就是人要来到上帝面前，并且领受和跟随上帝的呼召。
答案原来在于响应并跟随上帝的呼召？那么，“呼召”又是什么意思呢？葛尼斯指出，呼召就是上帝毅然决然地呼唤我们就近他，以至于我们对整个生命、所做的每一件事，以及拥有的每样事物，都投注一种特殊的忠诚及活力，在生活中响应他的召唤并进行事奉。
葛尼斯指出，这个真理（呼召）是世界历史上许多最伟大的“跃进”之动力。犹太国建立于西乃山上，基督徒运动在加利利诞生，以及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还有它刺激现代世界蓬勃兴起，这些不过是其中几个例子。在今日，对于现代人来说，“寻回呼召”更是重中之重，紧迫关键的任务。
人在追随呼召中有望得到真正的满足和真正的安息。事实上，人的完全的幸福、满足、价值以及成功只能在最高等及最长存的良善中寻得，因此所有不追寻神的结果都得不到安息这正是奥古斯丁在他的名著《忏悔录》（Confessions，编者注：中文版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册中所说的意思：“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直到我们的心在你里面寻得安息，我们才得安息。” 同理，人在追随呼召中才有望得到真正的成功与价值，而所有不在神中的成功都是不完全的成功。有一句说得好，人有同种失败，一种是你想做的事没有做成，另一种是你想做的事居然做成的，但却不是上帝所要的。很显然，人的成功也有两种，一种是世人眼里的成功，世俗的金钱、权力、荣耀、情欲等。然而，这样的“成功”可能会从外面奉承我们，让我们觉得“很重要、很有意义”，以期逃避自己的内在的虚空。但实际上，正如所罗门早就说过的，这一切不过是虚空的虚空。另一种却是上帝眼里的成功，而真正伟大的成功是联结着神圣与无限的成功，否则必将是速朽。
葛尼斯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明这一点。“在信仰的时代里”，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观察道：“生命的最终目标乃超越于此生之外。”葛尼斯还引用了克尔凯郭尔在其著作《日记》（Journal）中话：“重点是认识我自己，看见上帝真正要我做的事；重点是发现一个对我而言是真理，发现我能够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理念。”在上帝那里找到如此理念的人生，才会是真正幸福与成功的人生。
葛尼斯写道，蒙召是听见神以上百种亲密的方式向你微声诉说三件事：“你蒙拣选；你得恩赐；你很特别。”让这三件事沉入你心中，让它们停留得比最初那珍贵的时刻更久，你就一定会听到另一个声音，既甜美又平顺：“对，你真是蒙拣选的……有恩赐.……很特别。”
葛尼斯继而向所有的人发出挑战，你的生命是否找到存在的理由，是否拥有专注的目标？或者你的生命是不断变动的决定，以及在你身外各种拉力的产物？你是否期盼从追求成功走向追求意义？你是否明白，倚靠自己永远无法满足，否定世界的方法到头来也无法提供答案？如果还没有，那么请聆听拿撒勒人耶稣的话，回应上帝的呼召吧！
基督徒犹太教乃至世界上其他宗教徒们可以相信他们的“上帝”；努力成为上帝的选民；努力争取蒙受上帝的引导和召唤。 但是，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而言，上帝究竟在哪里呢？
寻找中国人的上帝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以儒家为代表的儒释道文化，如孔子所说“朝闻道、夕死而矣！”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尽管有“铁肩担道义”的仁义追求，但终究因为没有寻找到上帝；没有建立起人与上帝的信任关系，而没有寻找上帝呼召的意识。
中国人讲求“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然而，葛尼斯认为中国人也应该同其他基督徒一样，通过个人努力追随上帝的呼召实现这种“天人合一”。
中国人崇拜自然的思想早在上古时代就根深蒂固了。我们的祖先相信“自然可以没有人类，但是人类不能没有自然。” 人类是地球的“孩子”，是大自然的伟大杰作，人类需要通过自然的资源生存、繁衍、生生不息。于是，自然成为中国人最原始的崇拜和信仰。自然就是国人眼中的上帝。就连封建王朝的黄帝也打着天子的旗号，祈天祭天，将自己化身为天帝的儿子，替天行道，替天帝统治万子臣民。
随着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随着改革开放步步深入，随着私有制的蓬勃发展，中国人误将财富作为生命的目标和方向，一切向钱看，陷入于“金钱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当中。从解放初的个人崇拜到改革开放后的金钱崇拜，中国人的精神信仰也由对自然的原始崇拜演变为批评中医、批判国学、抛弃自然迷信科学，坚信科学技术是唯一的生产力，坚信经济发展是最终目标，为了更快的抓到更多的老鼠，人们渐渐的不在想知道自己是黑猫还是白猫，更无所谓自己是黑猫还是白猫。
当今商业时代的中国人往往忙碌于追求金钱的事务，却不去思考人生的目标。好比国家绞尽脑汁发展经济，却不曾关注为什么发展经济。路途太遥远，往往忘记了当初为何出发。正如葛尼斯所讲的“现代人的悲剧不是因为他对于自己生命的意义所知越来越少，而是生命的意义越来越不成为他的困扰……”
同样，经济学家也忘了要给人们探求幸福的独木舟立一个灯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称为“当代的亚当·斯密”的阿马蒂亚·森对此忧心忡忡，如同2000年前的孔子曾不断地告诫当时的中国人要回到“礼”的道路上一样，森也一再幽幽地告诫经济学的同行们说：“不管经济学如何发展，她终究要回答两千年前苏格拉底提出的命题，即’人应该怎样活着’的问题。”
葛尼斯说“除了神之外，没有别的神。除神的道之外，没有别的道。除了神的生活方式之外，没有别的生活方式。”然而，中国人心目中的神，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