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伟长
有段时间，关于癌症，我脑海中只有两本书和一个人。
这两本书分别是陆幼青先生的《死亡日记》和于娟老师的《此生未完成》。两位作者罹患癌症时都是风华正茂的年纪。陆先生2000年去世时，不过三十七岁。于娟2011年离世时才三十二岁。天有不测，疾病来袭，虽积极配合治疗，无奈病痛凶猛，而生命又太脆弱。两人都是在确诊得了癌症后，开始用文字直播死亡的到来，一边记录病痛，一边反思生命，简朴温情的文字打动了许多人。古语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良言总是有益于人的，这两本癌症病人亲书的作品经常被提起。
这一个人是桑塔格。世人都知桑塔格也是患癌症去世的，但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桑塔格作为一个病人时的状态。毕竟我们习惯了她人前作为文化批评家的睿智和犀利。我读过她儿子戴维写的《死海搏击：母亲桑塔格的最后岁月》一书。戴维记录了桑塔格作为一个普通女人面对疾病时的态度，不但呈现了母亲的不平凡——向死而生，相信理性，倔强自信。也呈现了母亲作为普通女人的平凡——害怕死亡，渴望生存，看不透生死，如常人一样，因病焦虑，四处寻找偏方，遍求名医，期盼幸运降临。面对疾病和死亡，桑塔格和平常人没什么两样，很勇敢，也很懦弱。她本能地表现出了对生的渴求和对死的回避，而在别人的眼中，她是一个得了癌症的女学者。这也就是桑塔格之为桑塔格的原因，她对包括癌症在内的疾病的社会认知有着深刻的洞见。
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提出，疾病被赋予了社会文化符号和标签，如十九世纪的肺结核被认为是一种浪漫的病，而如今的癌症总被视作一种恶。桑塔格说：“加诸癌症之上的，还有一些类似的有关责任和人格构成的不实之词：癌症被认为是这么一种疾病，容易患上此病的是那些心理受挫的人，不能发泄自己的人，以及遭受压抑的人——特别是那些压抑自己的肝火或者性欲的人。”各种社会隐喻的意象缠绕着患者，使其蒙受耻辱，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不是压抑肝火和性欲的就会得癌症。但社会的确呈现出了桑塔格观察到的——隐喻性的夸饰扭曲了患癌的体验，给患者带来了确确实实的后果：它妨碍了患者尽早地寻求治疗，或妨碍了患者做更大的努力以求获得有效治疗。
桑塔格2004年去世，进入第十个年头了。十年后的今日，癌症患者面对的情况没有多少起色，甚至更糟。如果说在桑塔格的年代，癌症患者除了遭受身体病痛外，最难的是承受来自社会阶层的各种态度。那在今日医患关系异常紧张的中国，癌症病人面对的情况比个人名誉，要复杂、困难和冰冷得多，也要沮丧得多。除了身体病痛和社会议论外，病人还要对付一群人，就是医生，和医生背后冰冷的医疗体系。无良的、毫无道德可言的医生如今遍地都是。
在凌志军先生写自己患癌经历的《重生手记》中。有两点很有价值，一是如何对待身体，如何对待病痛，比如癌症。二就是如何面对医生，那些缺少医德、医术的医生。从书名上就能看出来，所谓重生便是一个癌症患者从身陷绝境到逐步康复的亲历记，也是一位记者对当今中国癌症医疗体系种种利弊的观察和剖析，更是一部充满智慧、勇气和乐观精神的人生励志书。同上述三位最大的不同，是他们都被病魔夺走了呼吸，而凌志军先生却赢得了与死神的搏斗。他2007年被诊断为肺癌晚期，经过合理治疗，如今得到康复。
如何面对疾病，尤其是癌症，态度至关重要。书中有个观念直抵人心——比癌症更糟糕的是恐惧。恐惧犹如毒蛇一般缠绕人心，滋生毒素，毁掉信念。在因癌症去世的病人中，三分之一是吓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真正置人于死敌的癌症不过三分之一。凌先生根据自身的经历，结合国外的医学成果，呼吁要将癌症作为慢性病来看待。但观念之变是最难的，很长时间以来，癌症是死亡的代名词。要打破它，把癌症当慢性病来看，有很长的路要走。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癌症患者的高死亡率，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自己把折腾死的。
而与医生打交道同样艰难，尤其在中国，医患关系如此紧张，医疗事故层出不穷，救死扶伤的医德变得尴尬。在表现当代医患方面，《重生手记》就是一部活生生的病人纪实报告，让《心术》之类的电视剧有多虚假。凌志军讲述了患病前后的经历，各种荒谬、冷漠和唯利是图，历历在目。如果不是病人自身的记录，外人无法想象医疗有多糟糕，遇见一位靠谱的医生有多难。在这样的医疗体系中，生命显得如此廉价。凌志军文字的锋芒和锐意的批评，提升了这部纪实作品的厚度。如果说重生传递的是乐观和信念，那书中的诊疗故事则让本书在非虚构方面具有力度。
关于疾病的书单里，我要加上这本凌志军先生的《重生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