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病与药》是直指当下的杂论集，围绕健康、疾病、生死和医疗这样的主题，本书娓娓而谈，旁征博引，不时地追问，不时地反思。作者以宽广的医学和人文知识，加上平易的文字，意在为现今中国人的生命状态开出了一张处方。
事关中国人的病与药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医院和病人、医生同患者之间。不可否认，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构成了一切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正像这本书提到的那样，据统计，中国人一生中平均要去59次医院，对泱泱大国的广大群众们来说，和医生打交道的机会当真是多多。而在不少患者看来，医院是救命的地方同时也是要命的所在，在这里，医生服务态度恶劣，无计病人痛苦和生死，收红包更成了行内惯例，屡禁不止；并且，看起病来也不容易，很多人甚至连挂号都挂不上，挂上号之后，面对的往往是医生不管三七二十一要求的各种需要花费不菲的仪器检查；等到最后，又是一笔价格昂贵的药物在那边静静地等待着着急的病人的到来。
而在医院这方，面对病人和社会的不解和非难，往往也是有苦难言。病人对医院要求严苛，以为医生是拿着手术刀和长生药的上帝。同时，在现在的市场经济的状况下，病人常以消费者的姿态站出来说话：我出钱买健康，医院赚得是我的钱，我给医院钱，那一切都得听我的。这种想法意味着有了钱便可以购买一切健康的权利，可以购买一切生命的可能性。这无疑是一种新的专制。
面对这样的情况，作者进一步延伸。在其看来，医药关系只是健康问题的冰山之尖。冰山之底，对医生来说是医药观，对老百姓来说是疾病观。可怕的是，我们常常将劲儿用错。原本我们可以感同身受的健康，正在被技术化的指标和流行的医药观所取代，专家不断制造医学方言来构筑隔膜，医学与普通大众的理解力越行越远。
正是如此，作者罗列并思索医患矛盾的形成，从中寻找人们的话语规则和思维法则：要么是病人绝对服从医生，要么是医院绝对服从患者。要么是医生全错，要么是病人全错，这样的思维方式，只能使病人和医生的关系无限地恶化下去，没有和好的那天。为此，作者给出了自己的药方，那便是用温暖、善意的承诺来消融医患之间的冰河。书中因此还举了梁启超的例子，手术失误的梁启超并没有状告当时的协和医院。
一般的患者，在医疗事故的问题上，并不能以梁启超为榜样，就像梁的超人学识一样，是普通人难以学得来的。而《中国人的病与药》更多的也是对医生的劝诫，希望医生要医者仁心，以病人的痛苦为念。作者因此视通中外，援引外国优秀医生的做法，并思接千载，搬出医学界的创始人物希波克拉底那闪烁着理想主义和道德情怀的一心为病人着想的誓言来。同时，还回顾了那位不远外里来到中国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大夫。这种要求个人自律的观点，或者跟作者任职大学医学部相关，因为学术研究的需要，少不了邀请一些远古的、外国的、重量级的人和物来为自己的学说助拳。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作者陈议略高，有些脱离实际，现实中的有些医生，并不能拿前人的行业标准来约束自我。
这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事来。当年家道中落的鲁迅为父亲的病常常去药铺抓药，为此饱受冷眼，之后偏颇的性格便在这时种下了病根。其后来弃医从文，要从精神上医治那些在他看来已然病至麻木的中国人。鲁迅的一片苦口婆心，看起来千难万难，但包括当时和现今的很多人，俱在其针砭时事和世道人心的文章中如服药石，精神大振。而现在，或许《中国人的病与药》正是这样一本有意发扬其衣钵的书。因为广大医生的观念有了根本的好的转变，那将是病人们永远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