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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永远的菲利普》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大学民主楼举行。该书作者、巴西作家克里斯托旺·泰扎像个慈祥、耐心的父亲，面对一屋子年轻的面孔，侃侃而谈、笑容可掬。这是他第二次来到北京。
克里斯托旺·泰扎是当代巴西最重要作家之一。他于2007年出版的小说《永远的菲利普》(O Filho Eterno)，在巴西引起极大反响。这本书几乎囊括了巴西所有重要的文学奖项，并进入2012年国际IM PAC都柏林文学奖决选名单。
泰扎1952年生于巴西城市拉热斯，8岁时举家迁往帕拿那的城市库里奇巴。他的人生履历是文艺青年们的绝好范本：从小热爱文艺，十五六岁开始写诗，中学毕业后进了巴西官方设立的商船学校，不到一年便偷偷辍学。1974年，他独自乘船来到葡萄牙，准备到科英布拉大学学习文学，不巧科大当时因康乃馨革命停课，学没上成，反而让泰扎在欧洲游荡了一整年。返回巴西以后，他长期无业，热情而绝望地从事着文学创作。1977年结婚之后，他一直靠妻子养活，直到1984年才在桑塔·卡塔琳娜联邦大学获得葡萄牙语教授的教职。
《永远的菲利普》是泰扎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自传体小说。小说以第三人称的形式，描写刚刚获得稳定生活的作家，意外地生下一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这是泰扎的真实经历。对这个“错误”的孩子，作家既恐惧、羞耻，又深感怜惜。他把孩子比作堕落的天使———“他从优雅的世界堕落至此，落在一个扭曲的世界门外，门里边都是折翼的天使。他们生于黑暗，长于黑暗，并将最后在黑暗中沉沦。”小说以两条叙述线索展开，一条是父母引导下孩子艰难的成长，一条是作家对自己动荡的早年生活的追怀，尤其涉及到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西方世界经历深刻变动的历史。
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亲子故事。从病孩出生那天起，作家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了对他的治疗上，仅仅为了孩子四肢能动作协调，就要每天、甚至每小时给他做“刺激训练”。十几年如一日。这也是个关于作家自我认知、自我更新和成长的故事，从最初的惯于逃避现实，蜕变为清醒面对、敢于担当、富有责任。也许所谓的“父爱”并不先天存在，但在抚养孩子的过程里，作家创造出了他对孩子的爱。
有别于中国读者印象里拉美文学致密繁缛、波澜壮阔的文体，泰扎的写作“将想象、思辨、日常生活和人类困境结合在一起”(李洱)，简约清朗、饱含哲思。看不到拉美文学“地标”式的“魔幻现实主义”，有的只是清晰的逻辑、畅达的叙事、透辟的思考，真诚但克制的剖白。
“国内对巴西文学的理解经常被拉美西语国家的文学遮蔽，但其实巴西文学很难被放置到拉丁美洲文学的框架中来整合。”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胡续冬评价道：“泰扎是当之无愧的巴西当代文学代表人物。他的小说承续了马查多·德·阿西斯以来巴西作家努力‘去本地化’、试图与一个更宏大的西方文学语境对接的传统。”
胡续冬同时谈到，泰扎也是打破巴西文学“孤绝咒”的成功案例：“尽管巴西的作家很多都是在一个开阔的西方文学、甚至世界文学的坐标系中写作(这从泰扎这本书里对谱系广阔的文学资源的互文指涉里可以看出)，但巴西文学其实在非葡语世界中存在感很稀薄，这和中国当代文学很相似。”
泰扎自己也说，希望《永远的菲利普》能够作为桥梁，连接起中国和巴西文学。“虽然中国与巴西天各一方，但有许多共通之处，比如经济的迅猛发展，密集的城市化进程……”发布会后，巴西中心赠送泰扎一枚精致的瓷盘作为礼物，泰扎也留下自己的几本著作回赠。其中有小说《库里奇巴之夜》、《临时的冒险》，以及一份关于苏联结构主义符号学家巴赫金的论文《在散文和诗歌之间：巴赫金与俄国形式主义》。泰扎指着论文幽默地说：“这里头倒有不少魔幻现实主义的成分。”
“一个好人，刚刚让生活稳定下来，却从上帝那里得来一个错误的孩子。这孩子没有让他得到救赎，反而让他成为了奴隶。”(《永远的菲利普》)
南都：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在20年之后写下了这部自传性的小说？
克里斯托旺·泰扎(下文简称“泰扎”)：菲利普出生的时候，我压根没有想过要写一本书供世人去阅读。私人的经验和文学创作是两码事，我觉得没有必要将生活里的问题暴露给世人。同时，写一本亲子关系的书，或者一本关于父亲和一个有问题的孩子的书，也是一个挑战，会产生争议，显得做作或者雷同，比如落入某种崇尚大爱的“政治正确”的陷阱。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有了些变化。菲利普在成长，我也在成长。我变得成熟，可以用客观的视角去看父子关系和存在的问题。在此之前我一直很胆怯、恐惧，企图回避这个错误的孩子带来的问题。现在我的心力变得坚强，是时候克服胆怯和恐惧，敦促自己跨越这道栅栏。如今我可以很豁达地展示这对我生命产生了很大影响的经验。我觉得写下来也是真实、温暖的事。
在书中我用的是第三人称，这样我就可以作为一个陈述者，把自己既放在角色里，又可以游离出来，获得一定客观性和自由度。在有几个章节，我甚至感觉自己可以自由变化，而并非锁定在父亲的角色当中。另外，用第三人称也让我有更大的思维空间和距离感，不会限定在某些形式的框架里。
南都：你曾说写完这本书，让你的语言风格成熟了起来。这个蜕变是怎么发生的？
泰扎：这对我来说也是个谜。可能因为这本书的内容所致，在写的时候，所有故事和细节都是行云流水、自然而然出现的。我并没有预先设定这要是本怎样的书，一切都水到渠成。慢慢地，我感觉自己得到了提升，笔法也更加纯熟。可能是这个故事先打动了我自己，所以才有了这个质的飞跃。
南都：现在你和儿子的关系怎样？
泰扎：现在我们的父子关系非常融洽。遗憾的是，菲利普没有办法读我的书，他只能看懂球员的名字，认出国旗等等。他还不能组织语言，也不能看明白句子的结构，所以他没有办法读我写的故事。
但是每次有客人来家时，他都会很兴奋地拿出这本书，告诉客人，这本书是我爸爸写的，写的是关于我和他的故事。我也非常欣慰，虽然他有唐氏综合症，我还是为他骄傲。
“父亲和儿子很相似，在这野蛮且荒谬的一刻，他们像镜子一样照出对方。”(《永远的菲利普》)
南都：这本书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涉及了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那段历史。1974年葡萄牙发生了康乃馨革命，当时你在葡萄牙，是否参加了革命？你是否是个共产主义者？
泰扎：1974年，我获得了一个机会，到科英布拉大学去读文学。其实我也没有得到奖学金，只是可以去学习而已。我那时候初生牛犊，很有冒险精神，打起行囊、买了张单程票就去了葡萄牙，根本没想要再回巴西。到了之后发现，科英布拉大学因为康乃馨革命停课了。我在葡萄牙一年零两个月，一直在游览和写作。后来我去了德国，在那里靠打黑工和朋友接济生活。
这段时间，我碰巧遭遇了一些葡萄牙的政治运动。那正是巴西经历军事独裁的年代。当我在剧院里打杂的时候，我的剧院导演和演员朋友们让我成为了无政府主义者。我想要的世界是一个自由的、没有战争和纷争的世界。但我对穷人和劳苦大众又特别悲悯，所以还有些左倾的态度。
在康乃馨革命时期，葡萄牙一年当中更换了五个政府。我一方面是个旁观者，一方面也在感受历史。那时候，我的祖国也正身处剧烈的变革。我在遥远的欧洲遥望我的国家，时时关切着它的命运。一些在巴西国内被禁止的东西，比如某些影片或者报道，在葡萄牙却可以接触到，这样，我反而更加深刻地看到了祖国的样子。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当时感受着各种变革，同时学习、充实自己，丰富自己的大脑，获得了很多创作灵感。
南都：你在书中写到，在儿子出生的同时，你回忆起了六七十年代的巴西和葡萄牙，是否在暗喻动荡中的两个国家，也像刚出生的孩子一样，找不准方向？
泰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经历着军事的独裁，是巴西最沉重的一段历史。而葡萄牙在那个时期刚脱离了五十年专制的枷锁。这两个国家正好走的是两条相悖的道路。我作为一位见证人看到了整个历史的进程。巴西和葡萄牙只是一个地区的变化，放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里看，世界正是大变动、大变革的时代，我们能看到女权运动、全球化思维的兴起，四处是新思想、新潮流的涌动。所以，那个时期整个世界都像是一个新生的婴儿，褪去旧世界的枷锁，新的世界正在诞生。
南都：在这部小说里提到了许多欧洲的文学家和哲学家，尤其是尼采和卢梭。请问这两位哲学家给你的生活和写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泰扎：卢梭崇尚自然和人本主义，他的哲学对我触动很大。我在剧院打工时，接触到这样的理念，即人要以团队的、社群的方式生活，要尊重人性、崇尚自我，做真实的自己。这些理念向我指明了人生的道路。卢梭的思想有些乌托邦色彩，现在看来，他可能太理想化了。人是生活在社会里的，有很多局限性，更多的时候，人会为环境所改变。但人也可以给环境和社会带来变化和促动。人不应该一直顺从自然，而应该做出新的举措，给世界带来新的惊喜。
尼采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哲学家。尼采提倡个人主义，他说上帝已经死了，而个人可以创造世界。尼采的思想在我孩子出生和成长中给了我很多力量。这些哲学家的理念在我的书中也有详细的剖析，并且加进了我自己的理解。
“他生活中最真实的焦点便是写作，那是他的避难所，是对生活绝望后的一种姿态。文学逐渐侵蚀着他，试图让他得到他在其他道路上无法获取的东西）———存在的位置。”(《永远的菲利普》)
南都：书里有一句话“巴西作家都是偷沙丁鱼的小贼，都是无用的布拉斯·柯巴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泰扎：这是个比喻，但它是有上下文的。书里曾经写道，父亲在葡萄牙到超市里去偷沙丁鱼，所以我说“巴西作家都是偷沙丁鱼的小贼”。
南都：这句话是不是也暗示着，巴西作家从欧洲的文学传统、从欧洲的大师那里学到，或者是“偷学”到很多的东西，所以你会有这样的自嘲？
泰扎：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在圣保罗有一位非常出色的诗人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莎士比亚有一句话叫做“To be or not to be”，而巴西恰好有一个印第安土著叫做Tupi，这位诗人就运用这个谐音，把哈姆莱特的台词改成“Tupi or not Tupi”？读音还是一样的，但巧妙地变换了涵义--言外之意就是，巴西是要保留本土的文化，还是要迎接外族文化的影响？
南都：你认为巴西文学的特质是什么？它如何能区别于人们的想象里的、以魔幻现实主义为代表的拉美文学？
泰扎：就拉美文学来说，大多数国家是讲西语的，而巴西是讲葡语的，所以从语言上讲巴西文学和所谓的“拉美文学”非常不同。巴西文学比较倾向于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其视角更加侧重于社会，比较常见的题材是贫困、社会不公、社会运动等与现实紧密接合的宏大题材。如今，巴西文学有两个潮流，一个潮流由马查多·德·阿西斯代表，他是巴西的文学大师，他的城市主义，描写的是纽约、伦敦这样一些大都市里的中产阶级以上的人们的文化、生活和思想。另一个思潮由约瑟·德·阿伦卡尔和格拉西亚诺·拉莫斯为代表，这个思潮更多地捍卫所谓的巴西性、巴西本土的文学价值。
前不久，我作为一个文学奖的评判，审阅了40位巴西的青年作家提供的500部作品。从这些作品可见出，在新一代的作家那里，文学的主题是纷繁的。这呈现出巴西是个多元的、全球化的国家。从前，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巴西的文学作品集中于体现巴西的本土特色，没有更多地触及外面的世界。现在的文学作品则具有了全球的视野。
1990年巴西货币改革，实现了货币统一，这是一个很大的举措。货币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带出了一大批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的产生，也就产生了描述中产阶级生活和思想的文学作品。另外，因特网也给予文学新的活力。从前的巴西人只有收音机或电视机接受消息，因特网让巴西作家更能总揽全局。现在，巴西文学里反映中产阶级以上生活和人文观念的文学作品占压倒性优势。
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