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情
《爱情的来源》一书，是朱洗院士科普系列的第六本，从内容来看，似乎定名为《论爱的来源》更为恰当，因为书中谈到的“爱”，并不仅仅局限于异性之爱（男女两性之间的爱情），还包括母子之爱（或父子之爱）和朋友之爱。不过，如果题中的“爱情”立足于广义，也就无可厚非。
“爱”这个词，好听，不好说。而且，往往一解说，就会立马有人摇头表示反对，更何况是从生物学角度来说生物（包括人）中的“爱”？爱是一种基于感性的情感表达，它是无形的，具有不确定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外化在具体事物或特定行为之中。为这种不确切的情感表达寻找到一定的生理基础和生理机制，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项创新。挑战在于，这样的阐述需要极强的学术水准和专业精神，作为一门科学的生物学，实证性要求其有理有据，不偏不倚。可以出现的创新的地方在于，从前人很少进入的领域钻入、深入，无疑有利于拓展新的视野，获得新的收获。朱洗院士的工作亦复如是。
纵观全书，朱洗院士以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生物进化论为主要理论基础，兼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同时，也借鉴了俄罗斯的克鲁泡特金（Kropotkin）的生物学理论，对生物中明显存在的异性之爱、母子之爱（或父子之爱）和朋友之爱做出了生物学解释。大致如下：生物遵循着生物进化论这一基本规律，始终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进化，在这一过程中，简单低级的生物在对自然环境的调试活动中，因为生产和发展延续的需要，逐渐产生了较为粗浅的情感，其中就包括异性之爱、母子之爱（或父子之爱）和朋友之爱，以及伴随着这些“爱情”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爱情”表达。随着生物进化层次的提高，这些“爱情”（广义之爱）的内容也慢慢深刻，单方向的爱也会发生双向化，例如，不计条件的母爱发展到人类社会，人类文化产生了“孝敬”的反哺道德心理。再如，低等生物中“抱团生存”结成的暂时性友爱，进化到高级阶段，被人类社会中单纯的“利他”思想给固定下来。
朱洗院士文笔简约凝练，流畅平易。他很少以大学者的身份引经据典，吓跑非生物学专业的读者，而是在翔实可靠的叙述中，尽可能辅以理论视角，使文章免于粗浅。他的语言很是生活化，在说到某些较为拗口的生物的学名时，总以实际生活中的称谓代之，并以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引出某些话题，让人易于接受。例如，他以蛐蛐好斗来引出生物界中广泛存在的斗争现象，让读者有亲临之感。同时，他还秉持着一种科学精神，以自身观察所得为据，不擅自揣测，不以“不知为知”，敢于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的无知，敢于承认生物学在解释某些现象时的无力，体现了一个大科学家的素养。
然而，由于时代因素和理论本身所固有的缺陷，这本书也难免有所不足。第一，以单一的进化论视角看待生物界的多样化现象，过于笼统和粗浅。按照生物学传统，把生物分为低等生物和高等生物，认为低等生物属于研究高等生物的活化石，其中体现了进化历史中的某些特征，而否定了物种之间的相对独立性。第二，借用其他学科概念时，未注意到其中的价值判断因素。例如，他以“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和“一夫一妻制”等社会学概念来对照鸟类中的配偶现象，从而得出某些鸟天生具有（或不具有）“贞操”观念，无疑是对概念的误用，也暗含了自己的价值判断。第三，它隐约透露着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科普的目的在于“富国保种”，多少违背了科学价值中立原则，也在叙述中不时背离了客观性原则。联系到朱洗院士写作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最多灾多难的时候，我们对这种民族情感表示理解和敬佩，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楚，这不可以成为我们把客观的科学进行主观化改造的理由。另外，就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倡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the law of the jungle），对所谓的落后民族进行征服性改造类似的想法，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要警惕。
毫无疑问，朱洗院士引入生物学视角来解读生物（包括人）中存在的异性之爱、母子之爱（或父子之爱）和朋友之爱，为我们理解这些不确切的情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由于多重原因，我们暂且无法接受他由单一生物进化论推演而来的情感进化理论，毕竟，作为一种非逻辑、非理性因素，情感不可测量和实证，情感这些本身的特点也影响到情感内涵的深化，及其外在的表达。总之，看完这本书，我依旧不懂得爱情。
PS：给编辑的几个建议：1）重要专有名词的翻译应当添加注释，因为朱洗院士生活年代的翻译不同于现今通行的翻译，例如，77页提及的【比国】（原文），现在通译为【比利时】。再如，131页，法国大自然科学家【蒲丰】（Buffon，原文），现在通译为【布封】，博物学家。2）对书中提及的某些书籍，其译名也应注有现在通行的译名，例如，第60页说到柏拉图的著作《共和国》（原文），现在通译为《理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