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第三十四回写道：“只听得书房外脚步响声，一名小太监道：‘启禀皇上：南怀仁、汤若望侍候皇上。’康熙点点头。小太监传呼出去，进来了两个身材高大的外国人，跪下向康熙磕头。韦小宝大是奇怪，心想：‘怎么有外国鬼子来到宫里，真是奇哉怪也。’两个外国人叩拜后，从怀中各取出一本书卷，放在康熙桌上。那个年纪较轻、名叫南怀仁的外国人道：‘皇上，今儿咱们再说大炮发射的道理。’韦小宝听他一口京片子，清脆流利，不由得‘咦’的一声，惊奇之极，心道：‘希奇希奇真希奇，鬼子不会放洋屁。’康熙向他一笑，低头瞧桌上书卷。南怀仁站在康熙之侧，手指卷册，解释了起来。康熙听到不懂的所在，便即发问。南怀仁讲了半个时辰，另一个老年白胡子外国人汤若望接着讲天文历法，也讲了半个时辰，两人磕头退出。”
虽说是小说家言，但上面这一幕“康熙习西学”倒也不是无端杜撰。明末清初，欧洲来华的耶稣会会士为了传教，选择了向中国最高统治者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与在行动上的便利。这种策略为他们多争取了多少信徒很难说，却确实培养了几个非常热衷于西学的皇帝。对中国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读者都会知道康熙对西学的强烈兴趣，因此他奉汤若望、南怀仁、白晋等耶稣会会士为座上宾，时时请益。白晋在《中国现任皇帝传》里说，康熙从十六七岁开始，用两年的时间向南怀仁学习了“主要数学仪器的用法和几何学、静力学、天文学中最新奇最简要的内容”；“大炮发射的道理”是课程之一，也史有明文。白晋还说，平定三藩叛乱与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康熙“比以前更加热心地努力钻研欧洲科学”，比如说下旨让白晋用满语给他讲《欧几里得原理》。
客观地说，康熙是个好学生。白晋说，康熙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专注和细心”，“从不感到厌烦”，如果一时没弄明白，“总是不辞辛苦地时而向这个传教士，时而向那个传教士一而再、再而三地垂问解法”。《康熙几暇格物编》就是他交出的一份“学业报告”了。
所谓“几暇格物编”，就是康熙在“万机之暇”“格物致知”之所得，收入短文九十三篇，其中大多数与科学技术有关，从中可以看出康熙学习西学达到的大致水平。比如“地球”条云：“自古论历法，未尝不善，总未言及地球。……自西洋人至中国，方有此说，而合历根。”又“地绝处”条云：“黑龙江以北地方，日落后亦不甚暗，个半时日即出，盖地之圆可知也。”不要小看这个“地球是圆的”的认识，就在康熙即位的那一年，后来发起“不得已”案、攻击汤若望、导致后者入狱随后病逝（这里必须指出，康熙亲政之前汤若望就已经去世，是金庸搞错了）的杨光先写了一篇声称指出西洋历法错谬、题目叫《孽镜》的文章，里面说持“地球说”的传教士，“斯论也如无心孔之人，只知一时高兴，随意诹谎，不顾失枝脱节。无识者听之，不悟彼之为妄，反叹己之闻见不广；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矣。”杨光先还打比方说，“果大地如圆球，则四旁与在下国土洼处之海水，不知何故得以不倾？试问若望，彼教好奇，曾见有圆水、壁立之水、浮于上而不下滴之水否？”将康熙的见识与杨光先对比，相去何止霄壤？
这里就要感谢汤若望的弟子、康熙的师傅南怀仁了，他在《历法不得已辩》之《地为圆形之实证》一文里举出的证据之一就是，“人居愈北，见北极在地平上愈高；人居愈南，见北极在地平上愈低。……大地若方而不圆，则天下各省地平皆一无二。”与康熙在“地绝处”条举出的例子大同小异，可见康熙受他的影响。
康熙还利用天文知识发现了史书的谬误。《辽史》有一条在辽代都城观察到老人星（南半球最明亮的恒星）的记载，就让他不以为然。他说，“夫星辰虽随天运行，而其隐见，却有方隅”，老人星在扬州一带二三月时经常能看到，但是在北方则是看不到的，辽都地处最东北，怎么可能看得到呢。
关于老人星，还有一件好玩的事。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康熙南巡到江宁，就是今天的南京。傍晚，他登上观象台，把大臣们召集来，和他们讨论起天文知识。当时在场的李光地在《榕村语录续集》里记着他与康熙之间的对话：“予说：‘据书本上说，老人星见，天下太平。’上云：‘什么相干，都是胡说。老人星在南，北京自然看不见，到这里自然看见。若再到你们闽广，连南极星也看见。老人星在那一日不在天上，如何说见则太平？’”比起李光地这样的理学大师来，康熙在天文学这种“格致之学”上肯定是具有知识优势的，这一次，他在臣子面前好好地秀了一把。
除了天文学，康熙还记录了他在生物学、地理学、物理学等学科的学习心得，如今看来也仍然颇有趣味。
当然，如果读者认为我是在缅怀盛世、是在追忆圣主，那是会错了意。我也知道康熙不是正规的科学家，那个时代的科学技术也有其局限性，他仍然脱离不了诸如“谷穗变蚊”、“海鱼化狍”之类的窠臼。不过连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生物学家都免不了周作人所说中国人观察自然的“儒教化”与“道教化”的弊病，强求一个业余的皇帝学者没有太大的意义。
此外，吴伯娅在《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中认为，康熙研习西学最主要目的是夸示学问，“当科学问题的‘最高法官’，进一步强化封建皇权”，这种观点我也同意有几分道理。康熙说过“始知天下有用之物，随地皆有，初不以中外异也”，这句话可以当作他的文化政策的写照，一方面胸襟非常广阔，另一方面也仅止于“为我所用”而已，不可不察。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无法否认康熙对科学技术确实具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持之以恒的热爱。《康熙几暇格物编》之中有“朕临揽六十年”一语，可知书成于康熙暮年，联想到他从少年起随南怀仁学习，不得不发出“活到老学到老”的感叹。另外，书中屡见“一日循行阡陌……忽见……因收藏其种”、“尝记验风候”、“朕每测量”、“朕时北巡，亲履其地”等语句，证明这些知识不只是纸面得来，而是经过康熙亲身实验、观察、测量而获得的，即使一时无法做到，也会“询之使臣”，向熟悉的人请教。这种态度可以称为科学了吧。
不过即使当时有这样热爱科学的皇帝，中国的大多数学者（更不用说普通人）仍然得不到接触西方知识的机会，“爱智慧”只成了皇帝一个人的追求，他没有、也不愿意让他的臣民形成学习新学问的风气。当历史翻过去之后，除了留下这样一部小书之外，丝毫痕迹都看不见了；除了满足了他自己的求知欲之外，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才是整件事最可悲的地方。
《康熙几暇格物编译注》收录在“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之中。这套书选目近二十种，八十年代曾经出过五种。像《东鲁王氏农书》这种如今被旧书商炒得价钱高昂的好书自然应该再有一个好版本，而诸如《新仪象法要》、《物理小识》、《梓人遗制》这些只能在图书馆借阅（还未必借得到）的名著也终于可以读到了。对中国古代科学史感兴趣的读者这次可别再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