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耕耘
观念的嬗变一直都是社会革命的思想基石与原生力量。而人的观念在一定历史阶段自有其相对稳定的结构，福柯谓之“知识型”。社会观念随“知识型”结构的断裂、变易产生相应变化，从实践、历史的层面推动了革命。《性的起源》正是一部以“性观念”演变探寻性革命根源、契机及影响的出色著作。
作者并未考据私人生活的隐秘世界，身体经验的个体历险。相反，他将性革命置于宗教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思潮、信息传媒等视域之中，“注重一系列社会与思想文化的整体转变”，展示出性革命对于启蒙思维、文明模式及现代原则的建构性意义。因而，此书对性革命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社会学与历史主义的。它的体系框架与论述雄心不言而喻。作者看重性观念与社会实践的交互作用，“我试图展现人们的信念如何被社会环境所影响，以及商业、交往与社会组织的新形式如何改造了性的观念与经验”。
在书中，作者花费很大气力都在探寻一种性革命的“发生学”。性革命正是在性戒律与性自由这两大观念角力中，慢慢积淀促成。然而，性自由本身对戒律的突围、发展在作者看来却是一个混乱的无意识过程。“它主要是随着新思维方式的逐渐扩散，以及人们对此的普遍接受、作用与延伸而发展出来的”。混乱源自性观念的错综复杂，争论不休，“无意识的影响”过程则明显说明了作者本人在思维策略上的社会“决定论”倾向。因而，全书也可视为性观念的论争史与接受史。
在方法论上，全书论述了人的观念与社会环境对性革命的影响作用。在第三章、第四章，他努力厘清关于男女性别、性欲、地位及阶层等观念变化对性革命的推动作用。如从女性更难控制性欲淫狂的“缺陷”假定，到女性守势被动，男性本质好色的观念突转。它深刻作用在社会文化整体，“小说的兴起与诱奸的热潮”就是例证。失足娼妓与浪荡子的文学形象都建立在这种女性无辜受害、男性贪婪纵欲的观念逻辑上。其中，性别性欲与地位阶层又形成交织。诱奸总是内置着一种父权阴影，小说中浪子总是位高富有，而女性则贫贱无知。这种观念预设将男性个体道德责任推卸在自然的性欲与社会的默认结构中。与此同时，认为女性具有更多优雅美德，男性应学习并接受女性教化的观念转变表面看提升了女性地位，实质则蕴含着相同的逻辑。女人的自然状态就是贞洁，其后果是女性更应接受社会的严苛约束，而男性再次破除了性戒律的自制。
可以说，第一次性革命只是男性“自我解脱”的性自由，它带给女性的仍是压制与规训。这不仅是观念上的，更体现在社会组织形式上。在第五章，作者视域从个人观念转向社会经济要素，在论述策略上完成了从个人品格上的“选择论”向社会经济上“决定论”的转向。在思路结构上，他与福柯《规训与惩罚》具有惊人相似，只不过福柯笔下的“被规训者”在这里置换成了“妓女”。对待妓女从短时、公开、残酷的外在身体惩罚转向了更持久、隐秘、温和的内在心理忏悔。各种形式的慈善机构对妓女的收容与改造，形成了一套关于身体治理、宗教忏悔、权力分配的规训技术。社会慈善对于妓女的拯救始终看重其功利主义的“效用性”。它“许诺会带来三种益处：精神的、人口的、经济的。”这恰好对应了社会组织对性革命的几大推动趋向。它们都基于在宗教上增加她们负罪感，加强精神忏悔；在人口上促进结婚生育，提高健康质量；在生产上强制劳动，从事经济生产。作者延续了福柯微观权力（忏悔、劳动、纪律等）技术对驯顺身体的“机械化”改造的分析思路，揭示出社会经济形式自身的扭曲幻象。它不过是性戒律惩罚的替代形式，它从惩治堕落女性延伸推演到整个下层阶级，最终对现代监狱机制提供了原型模式。
两性观念的嬗变、性慈善的社会实践、文学及媒介的传播虽然有时确带有“压迫”与“误导”，然而却极大推动了性革命的发生。作者的卓越在于其深广的视野，描述了性革命对“启蒙”遗产的积淀作用（西方文明的诸多原则），反思了所谓的“性革命”本质并不那么光鲜亮丽。它依旧有着“圣书与圣人的神圣权威、对于宗教与社会多元主义的禁区、对于性自由的恐惧、对于男性统治权的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