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途旅行，应该带一本书上路，似乎众人皆有此心，每个人都可以列出《带一本书去旅行》的书单。国际机场的候机厅或者欧洲那些上百年的、有彩色玫瑰窗的古老火车站，应该都是带一本书上路的最佳阅读地点。
今年一整个夏天，我都期待可以和君子心会面，并得到一本她的《读史做女人》。直到冬天，我才有机会在回加拿大时带一本她的书上路。
《读史做女人》系列中有我们已经熟知的人物：女娲、妲己、文成公主和杨贵妃，也有我们不甚了解的：冯小怜和郭圣通。似乎除了那个“女酋长”女娲之外，每个历史女性都有和男性的爱恨情仇，和女性之间的争斗。每一个女子如果不是通过男人、通过爱情战胜了另外一个或者更多的（三宫六院）的女子，就是因为败给了一个女子，而失去了一个男人爱情乃至生命。这些女子都凄美而脆弱，仿佛那一生，金钗玉柳、明眸玉腕都辗转在男人的翻云覆雨的手掌之间。
一点点忌恨，一点点处心积虑的温婉，一点点缠绵悱恻的霓裳羽衣似乎如此宏大，乃至千年之后还让我们念念不忘;又似乎如此纤细，仿佛是一个男子一回首之间，乾坤就已经颠倒。爱情何止是那些女人的乾坤？失宠的代价何止不是她们的生命？
西蒙.波娃说过“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后天形成的。” 在遍翻着《读史做女人》的章节的时候，这句话让人哽哽于喉。把爱情当成事业的女人当然不是天生而就，是历史让她们别无选择。甚至，我们并无法真正知道她们有无选择，因为我们无法给一个给离我们那么远的年代定义。
关于读史，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主体”结合而成的,而“客体”则是“过去、现实之事实也”；“主体”则是“作史者、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这本书是一部典型的以女性眼光读历史，把一些流传加工过的女人从浩瀚的历史中挑捡出来的文字，我平白读出很多悲哀，和彻骨的凄凉。
一个女子生得美，若美得倾国倾城，那她的命运就和一座城池，若个君王，春秋疆场连为一体。读她们的悲喜和纠错，隔了千年，只敢读，不敢读破。
在飞机起落之间，窗外是万里云层，向东飞行10个小时，算是追回了一天的时间。起飞和落地都是同一天。读了一路，合上双眼眼前是一些竹简、玉簪、月夜、狼烟。在来来往往的行人之间，我在计算一座国际化的机场每天有多少飞机起落，每天有多少人拉着拉杆箱，看着机场每30秒滚动的航班牌，匆匆赶路。其中有多少是女性？在各大北美上市公司中，中层管理者中有一个被当成“绿化企业”的数字—30%的女性。而在高层管理者中，一度有过冲破4%的乐观数字。
这些数字眼前纷扰的人群，和行李中的这本书，有着极不真实的组合。她们是你的祖先的祖先，她们美仑美奂，她们验证着男性主宰世界里女性的悲伤。还是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中的话：精神分析学家会把女人对社会的所有权利要求，都解释成“男性化抗议”现象。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她的性欲，不过是以多少有些复杂曲折的方式，表现了她的经济处境。但是，“阴蒂”与“阴道”这些范畴，和“资产者”与“无产者”这些范畴一样，同样不适于全面认识一个具体的女人。
同样，其实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作史者”和“读史者”都无法让我们全面地认识历史，更毋庸说一个具体的女人。
《资治通鉴》包含了准备做一个帝王将相应该知道的所有历史，以及所谓智慧，所谓谋略。可以说是“皇帝教科书”。而这本《读史做女人》，似乎也不可供平常女儿家之读。它深远，纠结，承载了很多女性的忧伤。它也同时有女性的机巧、冷静，更有把历史分为墙外墙内、闺房沙场两种境界的那种聪慧。君子心写道，“有人说，在那个时代，女人的最高职业是爱情。”她还写道，“活着，其实是一种智慧。”
在机场，我碰见了一个朋友。她在19岁的时候游历了整个欧洲。20多岁的时候，她又走遍整个中国，收集了很多民间工艺品。30岁的时候她在加拿大开了几家中国艺术家具店，每家店的门庭都摆着高高的太师椅。后来，因为家中变故，她关了店面在北京和加拿大间飞来飞去。
我们坐下闲聊，她说：“没关系，我们可以搬家，再试着开一个小画廊。”那一刻我突然感谢行李中的这本书。假如历史是一面青铜镜，铜镜可鉴：做现代女子的幸福和自立。
听说《读史做女人》III已经出版，听说文字随意而精巧。我想，依然应该带一本在身边，边旅行边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