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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要不是“村上春树”这个已然成为畅销文学品牌的名字，这本“类似‘回想录’的东西”（P194）或许会出现在体育或健身类书架上亦未可知。除了用书名向雷蒙德·卡佛致敬之外，村上君在谈论跑步的时候到底谈论了一些什么呢？
读完这本两百页絮絮叨叨的小书后，相信读者自有结论：书中诚然谈论了关于长跑的种种——日复一日的练习、参加马拉松比赛前的准备、马拉松比赛时的体验、甚至一百公里超级马拉松带来的近乎宗教般的感受……但令读者真正感兴趣的，却是长跑和写作究竟有何关联；以及那些类似“离题”的自传性细节。
长跑 vs. 写作：异曲同工
对小说家来说，最为重要的资质是什么？村上君的答案是：才华、集中力和耐力。“倘若毫无文学才华，无论何等热心与努力，恐怕也成不了小说家。说是必要的资质，毋宁说是前提条件。”（P85）如若才华是天赋，那么“值得庆幸的是，集中力和耐力与才能不同，可以通过训练于后天获得，可以不断提升其资质。”（P87）
村上君由此清晰明瞭地道出了长跑和写作间的异曲同工：“每天不间断地写作，集中意识去写作，这些非做不可——将这样的信息持续不断地传递给身体系统，让它牢牢地记住，再悄悄移动刻度，一点一点将极限值向上提升，注意不让身体发觉。这跟每天坚持慢跑，强化肌肉，逐步打造出跑者的体型，乃是异曲同工。”（P87）
村上春树这些苦修式的观点并无任何新鲜之处，要说这本回想录式的散文有什么地方吸引人的话，那就是村上君透露的那些自传性细节了——从最初放下开酒吧的梦想投身写作；到在剑桥的查尔斯河边信步慢跑，以及后来参加铁人三项比赛的过程，都能让热爱村上的书迷们过上一把“八卦”之瘾。
其中犹以重复利用的两篇杂志文章最为有趣。第一篇讲述的是1983年7月，村上将原始的马拉松路线——马拉松至雅典——逆向跑上一趟的经历。“三条狗、十一只猫，便是这一天在马拉松大道沿线所见的可怜地丢掉性命的动物。”（P70）而到达马拉松村口的终点时，村上又写道：“我觉得作为终点，它的现身过于突兀。望见终点总是令人高兴的事儿，可是它那般突兀，又让人莫名其妙地生气。”（P74）——趣致的行文令人恍然觉得置身于村上的小说世界中。
在另一篇讲述一百公里超级马拉松跑的杂志文章里，村上描述了通过七十五公里的关卡之后，那种“脱落”的感觉：“跑到最后时，不仅是肉体的苦痛，甚至连自己是谁、此刻在干些什么之类，都已从脑海中消失殆尽（……）仿佛先有了行为，然后附带性地才有了我的存在。我跑，故我在。”（P127）
“离题”的闪光点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由一段段“拉家常”般的片断式话语组成，不少内容前后反复，读来深感絮叨乏味。村上君在后记中表明了写作此书的意图：“是想以‘跑步’为媒介，对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同时又是一个‘比比皆是的人’，是如何度过这约莫四分之一世纪的，动手进行一番整理。”（P194）若以此为标准，这本小书无疑并不成功。这或许因为长跑与写作间的关系太过直接明显，即使从隐喻的层面看同样如此；而那些“即使算不上哲学，也含有一些类似经验法则的东西”又是老生常谈、陈词滥调。村上的小说里那种微妙的、超现实的、莫可名状的、闪烁着灵感火花的东西在这本小书里全无影踪。惟有，在偶尔离题的段落，《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才有些许闪光之处。
如论及“写小说乃是不健康的营生”时，村上首先表示赞同。但他也指出，“艺术家=不健康、颓废者”的公式并不成立。在村上看来，写小说时，藏身于人性中的毒素一般的东西，会不由分说地渗出来；而“作家或多或少都须与这毒素正面交锋”（P107），因此“如若希望将写小说作为一种职业持之以恒，我们必须打造出一个能与这种危险（某些时候还是致命）的毒素对抗的免疫体系。”（P108）——以“基础体力”对抗“文学憔悴”，以长跑对抗毒素，既是对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之诠释，也是颇有新意的观点。
又如谈及用外语演讲反而更觉轻松的段落，显现了村上作为小说家对于语言的自觉。他说假如使用日语作一场完整的发言，会感觉“自己仿佛被词语的大海吞噬，其中有着无限的选择、无限的可能”；而使用外语去组构发言稿时，“语言赋予我的选择范围必是有限”（P112），就反而变得轻松了。
在一些完全离题的段落，村上还透露了一些生活细节。比如，他从十五岁到现在，购买了数目庞大的黑胶密纹唱片，他引用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话“炫耀”道：“世上将马厩改造成车库的人多如牛毛，而将车库改造成马厩的，恐怕只有我。”（P159）
如此种种，如可口甜食，令正餐乏味的村上料理不至令人太过失望：毕竟这只是一本随便翻翻的小书，令人期待的还是传说中正在创作的那本大部头小说。
某种类似“习惯”的东西
或许村上春树不会想到，当中国读者谈论《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时，他们会谈论那么多关于翻译的事。林少华一直是村上春树大陆简体版的译者，事实上，关于他和中文繁体版译者赖明珠译风的比较也从未停歇。争论的焦点，常常在于村上口语化的文风如何在中文里寻到对应的尺度。而此番南海出版公司获得版权后，更破天荒进行了竞译，出版社最后选用了曾旅居日本18年的上海学者施小炜的译本，一时间“村上新作换手，译者互不买账”的新闻见诸报端，不亦热闹。
在翻译水平日下的年代，这样的争论无疑是桩好事。若同一作品能有不同译本，更有利于翻译文学的发展。只是后来的译者必须直面读者心里那“某种类似‘习惯’的东西”，才能翻出更有说服力的译本。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除却翻译之外，村上春树在这本小书中使用的语言实在无法令人满意，尤其是类似“某种类似……的东西”的东西出现得如此频繁，让人怀疑这位著名小说家究竟是无力选用一个准确的词语，还是在“近似艺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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