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首席经济学家 哈儿•范里安说过一个著名的论断：统计学家是世界上最棒的职业。
这种说法对于经济学家的职业来说并没有错，因为经济学家总是和数字打交道，更精确的预测和统计一直是经济学渴望的一种状态。但是，这种说法似乎有这种倾向：把所有人都看成了“会走路的数据”，而统计学家则是掌握“数据们”命运的上帝。
“自从信息时代以来，我们所收集的信息总量的变化导致了信息形态的变化——量变引发了质变，标志着人类在寻求量化和认识世界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不容质疑，大数据是信息时代的一场变革。但是，大数据远非一场革命。
美国的经验主义学派是一直认为社会是一种多元化的，在承认这种社会体制的合理性下对社会进行小修小补。他们进行的大部分社会实验也都以“小数据”时代的统计学为基础，从而对公司或者机构提供改进建议。
在大数据时代，经验主义者们终于可以借助计算机技术来省去那些复杂的统计要求和小规模测量。因此，大数据对于推进他们的社会实验可谓事半功倍。更精确，更客观的数据无疑会带来巨大的商业和社会效益。大数据是经验主义者们的福音，而他们也是“大数据”概念最积极的倡导者。
一个社会的建设者，即“经验主义者”，他们中的多数乐观地看待所处的世界，他们的世界观是合理性。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永远也不会缺少批判者，他们总会看到世界的不合理之处。批判者们的研究很少运用数据说明问题，而是通过理性和细致观察对这个社会进行批判（如马克思们）。
不幸的是，大数据却要求我们的社会“需要放弃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而仅需关注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只要知道是什么，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这种做法无比切合了经验主义者们的惯常思维——我们的世界是合理的，那就让数据自己说话吧！放弃对“因果”的追求又有什么损失？
批判者们肯定不会这么认为。“大数据”虽然在解决具体问题上有效，但一切皆被量化的世界是恐怖的，把逻辑思考交给数据是危险的。如果我们放弃对终极意义的追求，导致的是这个世界更加的无序和混乱，最终将是我们建设价值的迷失。
这是更重要的问题。
从古至今，我们不断发展的语言体系和道德等的存在，都是为了给我们的社会一个逻辑的参照，这种有序不容颠覆。大数据不应该成为追求终极理智的绊脚石，而应为我们寻求更高层次的因果逻辑的基石。数据必须受控于我们的理智逻辑和基本社会道德、基本价值。
用数据预测社会的基本缺陷在于：人不是数据，人在不断学习中校正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改变着社会的运行和方向。“大数据的预测结果并非铁定，而只是提供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愿意，结局可以改写。我们可以判断出迎接未来的最佳方式，摇身变成未来的主人。”
“数据算法师”正在成为信息时代的“巫师”，他们手中的水晶球——大数据将会预测我们的生老病死、旦夕祸福，以及万物的规律。知道数据能做什么的人固然可贵，但是数据该做什么的人才更重要。
大数据可能让我们走进真正的“美丽新世界”，或退回《1984》。我们必须从社会的宏观视角考察，去思考我们的社会该如何操控“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