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面在中国文化的象征性，可简约的表达为“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如果这张脸没有了，那就意味着人的生活意义没有了，所以脸面是中国人的第二生命，如果说人的第一生命是让他活着，第二生命就是如何活的问题。显然，一个人的活法是很多的，但中国文化赋予的活法是围绕这脸面展开的，它所诱导出的人生价值导致了国人认为其他的活法都不如脸面的活法有意义。"
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有着他人取向的悠久传统。一个“仁”字正道出中国人的为人准则，总是在二人存在的时候，通过迎合各种社会关系框架下的要求去得到那个想对应的他者的认可来认同自己的价值。对于那些信仰着高于人的存在的非实体的“神”的人来说，他们摘取那些已经写好的神的教旨，内化于心成为指导自身行为的准则，只有他的神被可以评价他、仲裁他，让他感到罪孽或者荣光，他建立起自己评价体系的唯一权威，并且是一个无法给予他反馈的触不到的外在，使得他屏蔽掉其他众说纷纭的态度。所谓的独立人格其实正是吸纳了某种神格得以成型的。而以真实存在的人为评价来源的中国人感受自己价值的时候因为非常在意他人的评价，所以容易移情去猜测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一方面这让中国人的心理非常敏感、具有相当隐秘的感受性，另一方面这让一个人至少要装作吸纳多元的评价体系，难免其中就存在冲突的价值观，但是在社交场合中，我们以礼仪的名义习得的规则是非常“体贴”和周到的，因为没有坚定的时时标榜的不可戳的原则，也可以理解为包容，因为不能伤了他人的面子，所以在遇到意见有龃龉的时候，势必会倾向于暂且苟同，哪怕心里不是这么认为，但是面子就是有其交换性的原则的，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给人面子，才会被人给面子，如果坚持自己的原则去表达异议而让别人无法下台不会被认为是对真理的坚守，只会在社会属性强于一切的中国文化被认定为不懂人情世故的鲁莽举动。林语堂总结脸面分析道，所谓礼教，尽是写文饰的东西。中国民族因为喜欢文饰，所以最讲面子，不讲实际。看重名义和顾面子的思想几千年不断支配着中国民族的心理，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其表现。要顾全对方面子，有时就免不了敷衍，甚至于敷衍，甚至于虚伪，因为自己对人虚伪，更容易产生猜忌的心理在任何组织中，除了血缘和地缘关系，就不能团结，不肯合作。
鲁迅当年弃医从文的原因之一，就是有感于中国人民族性中脸面观，他认为：中华民族最缺乏的东西就是诚与爱，换句话说便是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这个就是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加之又不愿释放信息的情况。之所以缺乏诚与爱，就在于脸面生成的大环境中孕育出一种老道，一种玩世不恭的价值观，为了消解自己掉面子的尴尬，为了不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这危险是指当对方隐藏而事先过多暴露自己，就常常把生活看作一场戏，人们对大多数事情就不必当真。整体没有对“真”的执着有约定俗成的契约，个体自然总是退避，迂回，自我保护，“防人之心不可无”。这种假做真时真亦假，真假随时可以切换的状态，要求个体必须不死板，就是不可以一根筋，于是鼓励人把生活也看成戏剧，自己在社会的舞台上做戏，演不同的角色说不同的台词，给两面三刀以合理性，把躯体和心理从中拉开一段距离，好像又是看着自己的表演的观者又是演员，用间离的方法去提醒人不必当真。而做戏都是粉饰，但诚和爱则是暴露。这种观念使每个中国人像演员一般在生活的舞台上不断上演着一出出滑稽戏，戏剧性、礼节性、尊严性都在其中。
脸面就是个体要求别人对他表示出尊重和顺从。脸面的活法就是去争取他人的尊重和顺从，正是把一切以迎合他人心中自己的完美形象作为导向，孕育了中国文化部分中极度虚荣和病态的功利主义。重形式和不切实际，务外表而不重精神。教人迂回以、教人世故以护己，教人做戏以求周全，如果这一切费尽心思的装饰使得人还可以从看见的光鲜生活中感到幸福，那么那些因各种周旋而被杀死的脑细胞或许死得其所。不然，脸面的活法或许太过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