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席勒预测股市科网泡沫的破灭将了结股市的“疯升”，结果正好言中，名噪一时。《非理性繁荣》写于世纪之交，书名借用了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对股票投资者“非理性繁荣”行为的描述。在2005年本书的增订本中，席勒增加了关于房市过热的内容，其后美国物业股价果然于两年后暴跌，直指2008年华尔街次贷危机。今年席勒与法码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有趣的是，两人虽同样从经济学出发研究资产价格，却是“同途殊归”：一个是“有效市场假说”之父，一个则致力于论证投资者的非理性因素。
在得知获诺奖之后，席勒警告说：“美国房市崩盘引发了2008年至2009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而现在市场仍在犯同样的错误”，“全球有太多国家看上去存在泡沫”，其中就有中国。席勒对中国房地产的忧虑从2009年就有记录，他在访问上海、深圳等地后警告人们注意数十倍于人均收入的高房价；而2011年他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再次直言中国房市存在泡沫。
席勒在针对美国股市疯升时写道，“明显的事实表明，价格水平绝不是像如今人们广泛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唾手可得的经济信息的总和”，“暂时的高价得以维持主要是由于投资者的热情而不是与实际价值相一致的预测。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市场可能维持高位甚至大幅攀升，但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里，股市的总体前景将会非常惨淡，甚至十分危险。”这一预言放到现今的中国房市似乎毫无违和感：今年8月中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上涨18%~20%，其中北京涨幅达19.3%；天津等31个二线城市同比上涨7%~10%。更要命的是，不仅房企们资金大把押在楼市，“地王”层出不穷，购房者的购房热情似乎毫无衰减之势，北京市场已经出现供不应求、库存见底等现象。换言之，仍然不断有越来越多的资金涌入房市，催大泡沫。用席勒在《非理性繁荣》中用到的放大机制和反馈理论来看，这不正是自发旁氏骗局所引起的投机性泡沫吗：“过去的价格增长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及期望，这些投资者进一步哄抬股价，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促进这种循环进行下去，因此将最初的催化因素进一步放大”。只消将“股价”替换成“房价”，我们大概就能得到一个房价泡沫的完美解释。有人做过统计，真要把北京的房源数量除以人口，每个人都够分到好几间房。而人们仍然乐此不疲地倾注一生的积蓄，用“从众行为”和“羊群心理”解释再好不过：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房子值这个价，所以我也这么觉得。说到这里，席勒颇具讽刺意味地说道，有效市场理论“甚至没有提到泡沫或庞氏骗局”，“给人的感觉是金融市场在有序进行，市场像数学一样精确地运行”。
在《非理性繁荣》增订本中，席勒为泡沫给出了一个形象的定义，即一个不断扩大的肥皂泡的心理图像。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回答中国房市泡沫何时破灭和能否避免破灭的问题。他的观点是，泡沫可能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膨胀，反之也可能缩小。在中国政府出台一揽子政策引导大众理性投资、市场有序发展的情况下，房价也有望安全回归。
还在上个世纪，罗宾斯的《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仍然处处回护经典的“理性人”假说，通盘否定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因素的影响。然而在不到一百年间，经济学家的“理性人”终于还是在解释股市动荡和金融危机面前捉襟见肘了。四年以后，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就提出了“动物精神”一词，承认了人类根深蒂固的非理性一面。而席勒的《非理性繁荣》大约是此后对这种“动物精神”展开最丰富、最深入的著作之一（2009年席勒与阿克罗夫又合著有《动物精神》一书）。从人心理根源出发的行为金融学对股市和房市泡沫的解释简直浑然天成，它不再局限于新古典主义者的理想经济体系，放弃了理性预期等经济学家用惯了的建模利器，而整本书在一般读者如我看来，却是心有戚戚焉：“大多数人的投资动机事实上无外乎源于三种心态：心血来潮、随机关注和传统智慧的直觉”并且“深受媒体的影响”。而“投机泡沫是这样一种情况：关于价格上涨的新闻刺激了投资者热情，投资者热情通过心理感染在人群中传播，并在此过程中放大可证明价格上涨合理性的故事。”这吸引了“越来越庞大的投资者群体，尽管他们怀疑投资的真实价值，但也被吸引入局，部分是因为他们嫉妒他人的成功，部分则是因为赌徒的兴奋”。
如凯恩斯曾言，“市场处于非理性状态比你财政状况稳健的时间还长”。这或许也就是今年诺奖的要旨所在：我们不是要为市场有效与否下什么定论，关键是我们正站在怎样的时间尺度上看待问题。法码说，“短期股价”如布朗运动随机游走；席勒说，人们常对“短期信息”作出过度反应，但你如何得知“短期”会有多短（或者应该问，有多长）？诚然，我们尽可以相信长期股价是历史信息或是公开信息的真实，但是在其实不短的“短期”内，大多数人的决策恐怕仍然是非理性的。更何况，对于投资者而言，值得关心的不是二十年后房价到底是涨是跌，能等的只是十天半个月罢了。经济学理论本无绝对的“对错”，席勒对人的心理和其他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洞察之所以更得人心（从销量上看），无非是它在解释市场表现和投资者行为上要好用得多。
可贵的是，席勒没有停留在揭露非理性繁荣这一现象，而是笔峰一转，以理性行为作结。尽管我们的金融市场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金融市场该关闭（在危机爆发人们自寻短见时不少政客要求“关闭市场”），而是要通过适当的交易限制、扩大和鼓励商业来阻止过度反应和应对泡沫经济，通过日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金融机构控制风险。既然我们不能阻止非理性繁荣的发生，那么就尽量缩短市场非理性的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