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设想，当追赶国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也大幅度提高比较生产率，那就可能“永久地伤害另外一方”。周其仁教授根据自己在台州的见闻佐证萨翁的前提假设，再加上逻辑推理，最后不得不承认：“在限定的范围里怎样也找不到不同意的根据。”
“萨缪尔森设想”之所以惊世骇俗，正是因为它打破了传统经济学对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解释与支持：经济学教科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自由的国际贸易可以发挥双边比较优势，使总福利最大化。但当我回过头来，回顾这学期中国经济专题课读过的经济学文献、了解的经济学大师后，我少了些“惊骇“，多了些冷静。
贸易理论的发展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以斯密（Smith，1776）为代表的绝对优势说，当代经济学称其为内生比较利益说；另一种是以李嘉图（Ricardo, 1817）外生技术比较优势和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 1919; Ohlin, 1933）为代表的禀赋比较优势说。 又称外生比较利益说。外生比较利益是指人们天生条件的差别（生产技术或资源方面的差别）产生的一种特别的贸易好处。贸易双方中，一方的生产条件比另一方在所有产品中都差，但只要这种差别在不同生产活动中不一样，则生产效率低的国家可以出口生产力差距小的产品而使两国都有利可图。以资源禀斌而言，劳力相对较多的国家应该出口劳力密集的产品，而资本相对较多的国家应出口资本密集的产品。然而，近年来这种外生比较利益说受到质疑。“从经验观测而言，不少经验数据证明，外生比较利益说并不能得到统计数据的一致支持。”
事实上，萨翁看似惊世骇俗的推论在萨克斯、杨小凯、张定胜的模型中早已被提出：“萨克斯，杨小凯，张定胜模型证明，一国有可能出口有外生技术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是因为这个有递增报酬的模型可以产生所谓内生比较优势。只要这内生比较优势超过外生比较劣势，一国就有可能出口外生比较劣势的产品。” 同时以中国出现“远大”中央空调这类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日本1950年代汽车产业的繁荣为佐证。
相反，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周其仁教授在《在台州读萨缪尔森挑灯看剑》一文及课堂讲授中对此现象中人的行为的解释：人强大的学习性加上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使得“以市场换技术”成真。国产大飞机的出现就是一例。萨翁设想的最后结果是“美国自愿地退回到不贸易状态，自己既生产飞机也生产衬衫，从而导致人均实际收入的下降——也就是‘利益被永久地损害’。”但是我同样对此存在疑问。
首先，假设飞机领域实现贸易自由化和零关税，美国波音公司可以将工厂设在中国，那么完全可以利用中国较为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等，加之本身先进的管理技术，那么还是可以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取得市场竞争优势，随着中国大飞机的崛起，大飞机市场整体劳动生产率上升，社会总福利增加，那又何来“永久损害”之说？说白了，萨翁要维护的利益不单只是美国利益，而且是类似波音这类美国高技术公司的永久性的垄断利益。
其次，美国真的会退回到“不贸易状态”吗？因为所谓的利益被损只是相当于从前美国对华贸易占据绝对优势而言的，如果相对于完全不贸易状态来说，只要美中之间还是存在外生比较优势的差异，那自由贸易还是可以增大两国共同的福利的，比如如今的美日贸易。也就是说，萨翁设想其实是有一个“美国中心论”在其间的。凭什么美国人就不能以低廉的劳动力、环境污染、资源消耗为代价换取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就好比凭什么一定就是“1亿条中国制造的牛仔裤换一架波音747”，而不是“1亿条李维斯换一架中国C919”呢？
最后，周老师提出的唯一的解决方法是美国要继续并加快它对新兴领域经济增长点的开发，生物制药、人工智能等等新兴产业要与IT业的发展齐头并进。这里面是不是也是有个“西方中心论”呢？为什么就不能是中国首先开放新领域？为什么结果就必须是我们迁就着美国、不让它利益受损以便继续进行贸易？当我们自身也能制造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产品时，应该是美国人求着我们开放高新技术领域啊。其实道理很简单，优胜劣汰，美国人如果不努力，同样可能会被踢出世界强国之列，就如同当初的老大帝国1980年代举国都在忧虑是否会被开除“球籍”一样。
这一学期中国经济专题的学习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中国人，无论是底层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都是拥有无穷的智慧的，这种智慧并不仅仅体现在过去常说的万里长城、兵马俑上，更体现在惠泽平民的凤阳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大胆尝试上，体现在联想红利转股权的权衡兼顾上，体现在成都农民集体开发土地的化危为机上。中国人并不比别的民族劣等；中国制造现在经历的日本、德国也走过，“山寨”并不只是耻辱，更是模仿、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学习曲线的最生动体现。
杨小凯说中国还存在后发劣势，认为只改技术不改制度埋下更大的隐患。但制度改革确实难度大，一旦不慎可能连技术改革都难以为继。80年代末政治改革诉求的失败导致三年治理整顿、保守派横行，当时如果没有邓小平那样的政治强人南巡，那中国的改革不知又要经历几多反复。的确，政改的失败为如今诸多问题埋下伏笔，但这三十年经济的发展却在无形中塑造了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开放活跃的思想、民主自由价值观的普及、市场经济的普遍支持、对多元化的包容，这些都为未来政改提供了强大动力。
瑞士不久前公布一项“无条件的补贴”提案，每个瑞士人无须工作，每个月可以领取1500欧元到2000欧元的补贴。提案委员会成员奥斯瓦尔德•西格说，为了生活而劳动是不公平的。三联生活周刊以此发微博称赞瑞士。但是事实真能这样美好吗？希腊债务危机根源不就是长期的、甚至不惜以借债维持的高福利养懒了希腊人吗？记得周其仁在《货币的教训》中说：汇率稳定来自币值稳定，即商品生产率的同步提高。 那条微博得到广泛转发，但在下面惊叹“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的人似乎没有想过：不劳而获是可耻的，也是不可能持续的。而且现在欧美人享受高福利甚至超福利的生活很大一部分是以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
1996年，有个喜欢标新立异的记者问柳传志：“如果中国完全没有自己的民族工业，说到底又会怎么样呢？”“说到底又会怎么样？”柳传志瞪大眼睛回答，“没有什么怎么样，任人宰割罢了！”
我们作为消费者，当然是哪家好买哪家；但是我们作为中国消费者，内心深处还是希望能有中国的民族品牌，能有不仅价廉而且物美的MADE IN CHINA的。中国现今的问题我们在新闻里看到太多，“中国经济专题”课程却让我发现再纷繁复杂的问题也有惊为天人的解法。只要我们自强自爱，假以时日，一定可以创造一个更为公平合理的经济秩序，这也便是周老师最后所说的：中国的学子，也决不能止步于短期能力与智力的挑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