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老师的《行为经济学讲义》是一本跨学科的，以研究问题为导向，以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博弈论、神经脑科学为工具来研究“合作何以产生”这个问题的综合型著作。
由于我关注的方面是社交网络，所以关注重点大多也是关于社交网络的，其次一些心理学神、经脑科学等的知识，因为属于我的抓也可知识，所以也没有记载。
刚开始学习一门新学科的时候接触的往往都是那个学科的专有名词，专有名词放在文章最后。研究一门学科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对一个性状的“操作化定义”，即将抽象事物转化成可量化的事物。
一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结构决定了他可能积累什么样的知识。
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时，对于认知能力差的个体而言，最保险的方法减少动作来规避不确定带来的恶性后果。
社会资本的存量可随社会交往的技术而改变，也可随社会结构而改变，也可随精神生活而改变，影响经济绩效。（jebo，2003，kurt annen ，capitalinclusive）【可以扩展，通过研究社交网络对科学技术的影响过程，了解其所需的充分必要条件，从而利用这些条件促使社会发展。】
资本市场的实质是职业经理人争夺公司控制权的竞争过程，中国特点是投机者进入市场后的短期获利过程，这是中国资本市场现阶段存在的问题。这个观点与前段时间我看的一篇文章不谋而合，那篇文章正是讲现在的中国资本市场接班人轮替问题。
在看到老师说“自由的好坏时”突然想到的观点：存在即是合理，任何事物都有好有坏
互联网现在的新趋势是资源充足与资源整合，所以重点关注的是关于生态圈的构建。也许最好的生态圈，其实就是模仿自然社会里的生态圈，我们要做的就是促进其产生各种各样生态群体，推动其多样性的发展。
中国常见的社会网络有三类：科层（上下相连），拓扑结构（全部相连），小世界（6度人脉定理）三种结构的复合体。这三种结构肯定都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所以现实社会其实是这三种状态的复杂组合。
人类社会的三类关系：小世界（货币媒介），社会网络（权利媒介），朋友圈（情感媒介）
一般而言，中心科层的回报率要远远高于其他科层，但不一定占有最大部分的利润，比如销售和设计，因为决定工资水平的是回报率。类似的比如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部门有几万人而本国只有几十人，因为中国部门的回报率低，而本国部门的回报率高。
在社交网络中还存在一个中心节点，填补中心节点的社会角色即企业家。
粘着偏好：若某点占有的资源越多，资源越趋向这一点。比如一个人认识的朋友越多，愿意和你认识的人就越多。
这个规律也就决定了社会结构式倾向于往科层化方向发展的。科层化的社会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转化效率，但不利于创新；相比而言，小世界的社会模式利于创新，但社会的效率很低。
然后我就蹦出一种想法：其实啊，社会网络或者社会结构的不平衡演化往往是自然规律决定的，以前所追求的公平公正或者平衡其实也没有意义，所以重点不在于公平，而在于公平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什么效果。需要对公平和公正做出可操作化的定义。
汪丁丁老师一直很推崇的观点是：历史往往是由少数人少数随机事件决定的即黑天鹅效应——少数随机小概率事件随着时间大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程度占总体的三分之一），会对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区别于马克思唯物主义对个体的看法）我的看法是，研究这类问题，对于个人来说并没有任何意义。对于个体而言，只要个体为自己的欲望采取行动，那么这个个体就是有意义的，至于由谁来改变世界，是不是这个确定的个体，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历史不可重复，个体也不可能重复——这个世界是完全随机的。
小世界里面的6度人脉定理：一个群体之间任意两个人都可以通过6个人互相认识。又是一个理论性的定理，为了让这个定理能够实际运用，于是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纽带强弱来定义。
有种观点是这样的：你所需要的信息往往被包含在弱纽带关系里。咋一看好像很有道理，但如果分析一下的话：强纽带的信息流通挺特别迅速，而且同质化程度比较高。而你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说明强纽带里不包含你所需要的信息，从而只能去弱纽带里面去找。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强纽带所提供的信息就没有弱纽带好，因为很可能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所需要的信息已经全部在强纽带社会里找到了。这个观点其实并没有实际意义。
一个社会的创造性取决于社会的网络性质和社会成员的认知能力。对我正在准备的社交网络有理论指导意义，你想要构建一个怎样的社交网络就要引导这个社交网络往什么样的结构去成长。
卡尼曼决策者价值函数：人对损失的敏感程度是人堆幸福敏感程度的三倍。很有用，不过我更在意的是卡尼曼如何对损失和幸福进行可操作化定义的。
一件物品的价值，依赖于他的使用者。比如一个人是否重要，依赖于那个对这个人进行评价的人，而不存在绝对客观的价值衡量标准。我想这也是长尾理论的核心吧，开发的长尾产品，对那些有长尾需求的人价值是最大的。
自由与快乐，是不是拥有了自由就拥有了幸福？也许不一定——自由不意味着快乐。选择只有同时也意味着要承担选择自由所带来的后果。老师提到“自由是整体的，创造是个体的。”这句话，一时半会儿还不懂，需要一些时间去理解。
Luis Rayo ，jep，2007，evolutionary efficiency and happiness
这篇论文描述了关于幸福的几个研究
（1） 当突然降临的幸福延续并可持续时，他的效果随时间递减并逐渐成为习惯了的生活方式
（2） 幸福感依赖于以往的经验和由这些经验形成的预期（历史依赖）
（3） 幸福感经常变化但倾向于回归到一个长期稳定的水平（平均值）
（4） 经济成功获得的幸福感来自于周围可参照的同伴的成功程度
比较符合日常生活中的情形，比如爱情，幸福感会随着恋爱关系的发展而转变成习惯同时幸福的平均水平会提高而幸福感下降（可以想象成一条上升的曲线，幸福感是曲线的斜率，平均水平为上升曲线的平均值）。当爱情破裂后，比如分手时，幸福感由于之前平均值的提高陡然下降，与恋爱时相比此时的幸福感会相对较低，所以人会感到不习惯。而分手后幸福感会倾向于回到之前的个体幸福感平均值常态。另一方面，人对幸福的变化的敏锐程度远远小于对损失的敏锐程度，同样是相恋和失恋，虽然产生的程度是一样，但人对这些程度所产生的主观体验却会完全不一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失恋会那么痛苦的原因。
海纳模型，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越理性的行为越不可被预期，被预期的大多是不聪明的决策者。这也是公司创始人和超股家经常做出一些与众不同选择的解释。不过，动态下的不可预期行为曲线和可与预期行为曲线才是区分关键，也是理论转化为实际运用的关键。
西蒙模型（这本书对我而言价值最大的知识，我接下来构建社交网络的核心算法之一）。决策由渴望水平（欲望，追求，简单幸福….被个体差异影响）和容忍区间（历史。幸福感的平均值？）决定。其中△为约束条件，比如距离，性格等，算法决定从初值开始搜索的方向。
|a- f（x，a）|<δ，x∈X(β),a=h(t)
正常情况下个体不会改变寻找到的第一个峰值，除非环境发生剧烈改变（环境一直在变化，剧烈和不剧烈之间的定义不清楚，而且小的变化累计就会产生大的变化，从这一点来看，处于变化中的个体很有可能改变最初峰值）
要求必须有所选择，其次，个体对峰值的评价也会反过来影响个体的决策过程。也还会有许多其他影响因素，比如社会压力，个体的认知程度（个体的认知可能是错的）
这里提到了简单幸福与复杂幸福，简单幸福指不考虑情景对感受的影响。简单幸福后悔率很高，而复杂幸福的后悔较少。
接下来是对后悔的可操作性定义：
（1） 简单幸福下，由于忽略情景使得真实的未来情景与与你预期的未来相差太多。
（2） 对未来想象而做出的决策偏离理想值而导致情绪波动。
若放在实际生活中加以运用，如果想让自己不后悔，那么就要全面深入的考虑周到，将具体可能发生的信息全部考虑进去。在这种情境下做出的决定即相对最优解。
焦虑状态需要耗费认知资源去压抑。反过来如果焦虑状态被安全感满足，那就有充足的资源去满足认知和创造性方向上的消耗。市场、经济、科技的发展提高了人对简单幸福的需求，然而这种状态不一定是健康的，还需要一种类似西方宗教的事物来抑制市场化带来的简单幸福的追求，即追求精神生活。
如社交网络。相比于较少使用社交网络的人来说，当社交网络消失时，他们日常的快感需求由于已经在比较高的水平所以比 较少使用社交网络人的快感欲求要高，表现出来寻求刺激，不易满足，心态浮躁等情况即社交网络综合征。另一方面，由于遗传因素，使用社交网络多的人本身可能就是快感需求多的人，要兼顾这种可能性。
（可操作性定义：快感可量化为体内多巴胺水平）
可以将世界定义为两种状态，a与非a。这样看来，所谓新概念的引入其实就是对世界的更细致的切分。所谓a与非a之间的中间状态，一旦中间状态可被识别，实质上就等价于引入了一个新概念。
在一个市场成熟的国家，大多数人是道德的。不过我觉得问题是，在到达市场成熟的国家之前，市场与道德是以怎样的状态进行交互作用的，这样的过程能否复制到中国。
恐惧感导致的情绪波动会影响人的认知能力，总是会夸大小概率事件对人的影响力而夸小大事件对人的影响力。除此之外心理学也有文献证明情绪波动影响个体认知（使认知狭隘），所以情绪波动时虽好不要做决定。
专有名词：
选择：可选方案相当于各种可能手段的集合，选出来的结果相当于各种可能目标的集合，集合之间存在“选择”的映射，进行全局最优的选择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
性状（我理解为特征）：种群演化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的历史，个人史
成本：选择过程中被放弃的最高价值的可选方案
成本：行为主体想象中的最大幸福（而非是客观状态下的最大幸福）
价值：被感受到的重要性
判断依赖于认知，认知依赖于能力
资本：费雪公式，一项资产的价格等于它未来折现值收益的总和
价格是市场揭示出来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