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这个价值概念是政治学的价值，也是伦理学的价值。作为严谨的学习者，关于正义，我们不得不提起来罗尔斯的《正义论》，正义的主题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就是主要的社会体制分配基本权利与义务和确定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的分配方式（第2节）。罗尔斯把既存的主导西方社会的正义理论分为两大类：（一）功利主义的正义观。罗尔斯将其概述为：如果社会主要体制的安排获得了社会全体成员总满足的最大净差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因而也是正义的社会（第5节）。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谋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思考问题的思路是：每个人在实现自身利益时都会根据自己的所得来衡量自己的所失，社会的幸福由个人的幸福构成，个人的原则是尽量扩大自己的福利，满足自己的欲望，社会的原则则是尽量扩大群体的福利，最大限度地实现所有成员的欲望构成的总的欲望体系；（二）直觉主义的正义观（第7节）。直觉主义不从个人或群体的得失思考问题，而是通过对自身的反思来达到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基本的原则是至高无上的。可以用来衡量各种互相冲突的正义原则。直觉主义不包括其他的衡量方法，人们依靠直觉，依靠那种在人们看来最接近正确的东西来衡量。直觉主义强调道德事实的复杂性使人们往往无法解释人们的判断，直觉主义认为，“确定不同正义原则的恰当重点的任何更高一级的推定标准，都是不存在的。”这两种正义观具有明显的差别：一种依据功利，一种依据直觉。
罗尔斯进行了理论的预设，似乎在一种真空中进行着讨论，但是实际上他关注的人类社会的原则。而熊秉元学者的《正义的成本》融合散文之美、经济分析的严谨以及法学思想的想象之美一体，从身边的现象开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如果说罗尔斯提供的是一种理论研究的方式，那么熊秉提供的就是一种写作的方式。熊秉元写到：正义和效率都是人们在演化过程中为了生存和繁衍发展出来的概念。连接了它，也就连接了法学和经济学。
罗尔斯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和冲突接踵而至，此起彼伏。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种族歧视、民权运动、女权运动、贫困问题、抵制越战的浪潮、学生造反……接连发生。这无疑会引起人们对社会正义问题的反思。罗尔斯置身于这样一个时代，认真思考和观察这些现象，并把走出困境的希望寄托于正义观念的澄清。这自然是一个过分学究气的想法，但他作了可观的努力。必须指出，罗尔斯仅仅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的目的是在资本主义的现有范围内进行改良，而不是去改变它。 罗尔斯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用正义即公平的观念来取代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念，从而推动社会变化。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民权和贫困两大问题上。这两大问题在美国社会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所决定的。他提出的自由权优先，考虑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平等自由等观念，也都是为这些难题寻找出路。而《正义的成本》所处的时代确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国梦”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法治的德治来共同推进社会的进行，解决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讲，《正义的成本》讨论的关于经济学和法学的连接，是值得极大点赞的。
真实的世界中，维持正义是需要成本的。当法律遇上经济学的时候，诸多的思考和原则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