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学派提出“绝对正义”的概念，在不完善的实在法之上，存在着完善的、绝对正义的自然法。乍看之下，这种正义虽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行的，但似乎能作为一种理想状态存在。然而细细推敲一下，也能发现这“绝对”是站不住脚的，正义是一个主观的价值判断，每个人心中正义的尺度不尽相同，理念可以很快获得认同，但当特殊事件发生时，人们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侧重点的差异就开始显现出来。因而，如果仅把正义看作是道德高地的标杆，就失去了它的效用。
熊秉元提出应由工具和规则的角度来认知法律，这里就暗含了正义的两个性质，功能性和阶段性。正义随着环境变化而衍生出符合时代需求的价值判断，在工商业社会，正义成为达成财富最大化，追求未来最优影响的工具，因此它有了成本和效率一说。熊秉元作为法律经济学家，在两大领域中皆有所建树，他从两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处理方法，以及核心观念入手，探讨经济学思维方式下的法学。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实际的行为，粗浅的来说，它是一种归纳法，分析从个体到整体的现象；法学则更可以看做是演绎法，通过一般性的理念作为前提，推导得出个别结论。两者都寻求一种因果关系，只不过立足的点不一样，而将经济的行为分析纳入法学中，便是将经济学的价值体系与核心观点延伸至法学。
经济学中有“相对”的观点，通过比较，分析价值体系的内涵。其实法学中也有这个概念，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不同的刑罚比较的是对外部造成负面影响的大小。由经济学入手法学的一大好处是将正义尺度量化，以效率最大化为宗旨来进行裁决，从简单处着手，避免了道德标准的模糊不清。根据这个原则，官司的结果可能悖理人们印象中的正义，但从长期角度来看，也许是最符合时下需求的裁决标准。
公平正义与成本效益这两个概念并不冲突，事实上，人的一举一动无不暗含着对成本的衡量，法律也脱不出这个范围。对于小错不会有任何惩罚，这是因为小施惩戒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教化的效果，花费的成本却太大，两相权衡，不如换一种方式来改善现有状况。法律的目的，在于增进社会的资源，这一观点，不仅没有将正义拉下神坛，反而惠及了更多人，不能不说是精辟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