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了这俩人，就读懂了20世纪以来的全球经济。但简单说来，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
就像一个人得了病，凯恩斯会鼓励他多吃抗生素，即使这样下去，会使病毒产生耐药性，会越吃越不灵，但它是能解脱你眼下病患的唯一途径。凯恩斯相信，即使这种方法不能祛除病根，但它是立竿见影的灵丹。
而哈耶克会建议不要吃药，而是让身体的免疫机能在与病魔抗争之中变得更加强大。多反躬自省，改正会引起疾病的错误习惯。哈耶克认为，即使这个过程十分痛苦，但这才是治本之道。
如果把凯恩斯主义推向极端，你将会成为药的奴隶，药品会成为毒品。把哈耶克推向极端，也许小病会积为沉疴，当你终于准备施治时，却发现其并非药石可医。
到底怎么治，还是要看你得的到底是什么病。
有的“医生”笃信凯恩斯，动不动就投下几万亿来“救市”，除了救回几个本来就应该失业的懒人和早就该被市场淘汰的破厂外，完全就是拿纳税人的钱打水漂。但要是遇到英国北岩银行、美国安然丑闻和次贷危机这样的大病，恐怕你又会为当初迷信哈耶克而顿足不已，因为有些病灶，正是市场贪婪的力量引起的，而不是它可以调节的！
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对哈耶克有更多好感，因为他所恨之入骨的，他反对了一辈子的，恰恰是那些为害我们最深的东西。但是凯恩斯是一个更加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他浑身贵族气质，全家都是剑桥高材生，在经济问题上，他更加专业。
书中其他一些细节暂记于下：
1 凯恩斯在世时的声望碾压哈耶克，恐怕主要是因为他又高又帅（特别是和哈耶克站在一起时）。
2 凯恩斯去世后，声望还是基本秒杀哈耶克，因为哈耶克的理论总是着眼长远，但是美国总统的任期不过四年，国会选举的间隔不过两年，他们等不起。凯恩斯的名言：“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其实，平均寿命六七十岁的一般人类是否能陪着哈耶克一起等待下去，也不好说；青春是有限的，精力是有限的，而失业的危机是切肤之痛。
3 即使弗里德曼也看不起哈耶克的经济学素养，但他相信哈耶克“巩固了自由社会的道德和智性根基”。换言之，哈耶克首先是哲学（伦理学）家，其次是政治学家，最后才是经济学家。
4. 马凌曾经写过一句很精彩的话：“为平等而密谋的事情是有的，比如18世纪法国空想主义者巴贝夫所酝酿的平等派起义。为宪政而密谋的事情也是有的，比如美国开国元勋们关起门来召开的费城制宪会议。 为自由而密谋的事情更是有的，比如，嗯，比如1947年哈耶克组织的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是的，总是与实际政治保持距离的哈耶克，正像是这样一个“密谋者”。
5. 正因为哈耶克的主张根本没有把选民的短期诉求看在眼里，因此自称为哈耶克主义者的政治家总是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撒切尔夫人在反对保守党在福利国家方面与工党达成共识时说：“旧约上的先知们从不说，‘兄弟们，我想要有共识。’他们说的是，‘这是我的信仰。我全情投入相信的东西。如果你也相信，就跟我来。’”读书至此，我差点哭了。同样，当有人问里根，谁想要经济衰退呢？他像志愿军战士一样回答：“若非此刻，更待何时？若非我等，更待何人？”
6. 不得不承认，弗里德曼是相当具有魅力的经济学家，他的魅力正在于他居于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在经济方面，他的货币理论发展、修正了凯恩斯主义；在政治方面，他是哈耶克的亲传弟子，相信挥舞着一双“看得见的手”的大政府将把所有人引入歧途。他继承了两个人最好的一面：凯恩斯在经济上的务实主义作风和哈耶克在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光芒。
7. 听其言，观其行。撒切尔夫人再敬仰哈耶克，也不会把货币发行权交给私人。更不用提里根了，他的“小政府”最终使美国背上了巨额的债务，似乎他根本就是通过凯恩斯主义来创造经济奇迹的。弗里德曼的一句话相当引人思索：“较之1947年，当今知识界对中央规划和控制是不怎么支持的。但要判断谁在实践论战里胜出，就难说多了。今天的世界比1947年时离社会主义更近了。在几乎每一个西方国家，政府如今的开支都比1947年要多……政府对商业的管制也更多了。”打右灯，向左转，有的人会说，这就是民主的结果；也有人会说，这是西方衰落的根源。
8. 虽然，很少人比弗里德曼更加憎恨大政府，但他承认：一个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否导致暴政，最终不是取决于它施行什么制度，而在于这个国家是否有强烈的公平感为基石。比如，英国贵族深入血脉的自由主义精神、强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使得英国几乎没有可能堕落为专制国家。而在英国统治过的地球其他地区，情况就千差万别了。
9. 换言之，最终决定问题的并非某种策略，而是这个政府是否能实施“良治”。不过，这个字眼是神秘的，这种讨论似乎也是无意义的。我们还是不得不讶异于哈耶克和皮诺切特的交情，不得不回想起，亚里士多德对政府之理想形式与堕落形式的区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什么是最优政府的知识没有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先进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