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是我最敬仰的经济学家。可惜他英年早逝，2004年7月7日就乘鹤西去，年仅55岁。杨小凯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教授之一。杨小凯的“超边际经济学”的研究使他不仅成为华人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也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
悼念杨小凯教授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务实与严谨令内地的经济学家汗颜。即使是先生西去后的这两年时间里，内地经济学界仍是一片乌烟瘴气，口水多于行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是一个“经济学娱乐化”的年代。
本想静下来写一篇悼念先生去世两周年的文章的，但因为南下的事，没抽出工夫来，甚是遗憾。遂拿出来两年前先生刚西去时，我在《读书时报》上的悼念文章。旧文新读，悼先生，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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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行走在真与爱的荆途上
文/张华
一颗璀璨的流星划过天际，告别了它流恋不舍的星空；一位大师就此仙逝于异国它乡，留下他未竟的事业和对祖国改革与发展的万般挂念。没有人会忘记这位预言自己的理论框架将替代现代主流经济学框架的经济学家，更没有人会忘记这位早年曾饱受中国体制折磨后来虽身居海外却时刻关注并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的思想家。他就是世人公认的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却英年早逝的华裔教授——杨小凯。
学术成就
杨小凯的学术之路是从监狱中开始的。他对知识的渴望和恰巧与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同窗”，学术之路便这样以带有戏剧性与边缘性的色彩拉开了帷幕。上帝给他开了个玩笑，让他在监狱中面壁十年，而他却幽了上帝一默——他在狱中博览群书并自己推导出了层级理论、戈森第二定律、纳什议价模型与劳动分工理论，为日后创立新兴古典经济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杨小凯出狱后得到当时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先生及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等多位大师的帮助与提携，致使杨晄若隔世般到容纳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的世界名校——普林斯顿大学深造，更使他受宠若惊的是，他有幸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高手迪克西特、格罗斯曼，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
杨随后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开始了他继承性与独创性相结合的的深入研究。他认为，分工对社会的进步非常重要，而自亚当?斯密之后，就很少有人研究分工，经济学家都去研究资源配置了，这确实是经济学的严重缺陷。喜欢挑战自我与追求边缘的个性促使他在微观、宏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等领域都用分工理论加以补充、改造，最后开创了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
他却不是一个“老学究”。他认为学问及其分析方法唯有深入应用于各领域并取得一定成效，才是真正的学问；而他难能可贵之处也正是将其创新后的经济研究重新放回并应用于社会各领域当中。大的方面比如他将研究方法与成果应用于中国国企改革问题、土地问题，甚至提出了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根本路径；小的方面比如他悉心指导其进入商界的弟子将超边际分析方法应用于公司管理与商业决策。
他永远是边缘与边缘地带的掘金者。2002年，当国内社会科学界、公共决策部门在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欢呼雀跃与翘首期盼的时候，他带病来北京做了《后发劣势》的主题演讲——给主流思想当头浇了一桶冷水：中国只倾向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而忽视制度，将会给中国的长期发展埋下隐患，甚至使长期的发展变得不可能。
“制度”与“理性”正是杨小凯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和诉求点。他只认“规则”二字，对强权毫不示弱，对导致制度失衡、失信的公共决策者以善意引导与科学指导。
然而，他就在世界经济学界及中国社会最需要他的时候离我们而去，怀着一颗平静的心在墨尔本一个平静的下午升向天国。所有的人都想念他，都敬佩他，包括对他“激进”思想有点反感的政府高层决策官员，而这一切都源于他是一个一辈子说真话的人。
治学精神
7月7日杨小凯辞世。短短十多天的时间内，国内大小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不幸的消息并回顾了杨小凯短暂一生的经历与学术上的造诣。然而浅薄仿佛永远是大多数中国媒体的顽疾：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将杨小凯视作“明星”竞相报道；这本无可厚非，仅杨在劳动分工理论方面的建树及开创新兴古典经济学派的“创举”，就足以让世人视之为学术明星。但当越来越多的媒体老是围绕“杨小凯是公认的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打转转甚至进行热炒时，那其实是在亵渎杨小凯的在天之灵。如果说杨小凯希望自己升入天国后世人能记住他一点东西的话，那一定是他治学的精神而非其头上的光环。
杨小凯被普遍描述为一个具有非常天赋的人，特别是他铁窗十年中系统学习了英语、数学、机械、经济等各学科知识，并自己纳什议价模型与劳动分工理论等，足以被后人视之为“传奇人物”。实际上，人一生下来的时候，天分上的区别是微乎其微的，大的区别在于后天是否培养出了自我超越的意识与深度思考的习惯。如果没有随遇而安的平和心态与战胜困境的恒久决心，任何一个人在蹲监狱时也不会将知识视为自己坚持十年的主要生活内容；如果没有怀疑的精神与思辩的习惯，任何一个读书人住在三室一厅的现代化花园式社区，花一辈子时间也不可能自己推导出劳工分工等理论并开创一个国际性流派，别说是在监狱中。
杨小凯或许从来都没认为自己天分怎么高，否则他也不会在知道自己患上肺癌时仍坚持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其实任何一个被视为有高天分的人，其取得辉煌成就的“秘密武器”往往是勤奋二字。世人习惯看到伟人头上的光环，而往往忽略了其背后只争朝夕的千倍勤奋与克服重重困难的万般辛酸。与杨小凯相比，中国的经济学人大都只剩脸红的份儿。名利的驱使加上浮躁的天性，许多中国经济学者成为垃圾学问的制造机器，而且还乐此不疲；不懂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含义便建立起所谓的数学模型，没搞明白研究对象的深层内涵便咋呼着要搞“创新”！（杨小凯呼吁国内的经济学者要重视经济学文献的阅读，其实便是对此现象的正面建议与善意引导。）
杨小凯对中国的宪政进程非常关注。毫无疑问，扎实的理论功底与勤奋的思辩习惯，为他在制度经济学上取得成就起到了奠基作用，而他旅居不同于中国意识形态的澳洲并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学者迪克西特、格罗斯曼及后来与一批世界级的经济学家、诺奖得主为伍，无疑为其客观、冷静地分析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变迁与宪政改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一切都是“外生变量”，真正的内在促进因素是其自身早期不幸的经历促使其对良性制度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正是这种处境意识成为其坚持不懈研究“中国向何处去”的永动机。在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下，有类似杨小凯经历的人，其价值取向一般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激进型，一般表现为私愤不断，对制度有持续的抵触情绪；一种是逃避型，远离政治，唯恐躲之不及。还有就是杨小凯这种改造型的，即在适应现状的基础上坚持审视制度之疾的根源并努力寻求解决的良药。
杨小凯追求自由与真理，并不断反省自己。其友文贯中说“小凯不是个需要审时度势的政治家，而是个不承认有任何理论禁区的学者，并以真理的彻底性为其追求的最终目标。”他从未在任何一个公司担任过独立董事职务，他为社会公平与正义呐喊而从未受雇于任何一个党派或利益集团，唯以自己独立的人格与思想行走在边缘地带却从未失去方向感。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谈到杨小凯地处边缘而从不被人忽视时说，“杨小凯是我见过的最有预感天分的中国学子…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思想”。殊不知，小凯的预感源于其坚持对自己反省、深思的结果而非什么天分，也正是这种反省与深思，才便得杨有信心称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框架终将替代现代经济学框架。
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关注杨小凯的离去，更多的应该从其治学精神角度入手，而非仅仅是悲痛或是感慨其成就的丰硕。而其治学精神的精髓，则是上文赘述所体现的四个方面：一，深度思考的习惯与怀疑精神；二，淡泊名利的价值取向与勤奋钻研的坚持不懈；三，适应并改造、超越现实的处境意识；四，追求自由的率真与自我反省的习惯。
人文关怀
初读杨小凯的作品，会猜想他一定是个锋芒毕露或者傲气逼人的“火药人”。然而恰恰相反，他不但有张慈祥、温和的面孔（他给梁晶先生的第一印象是像个农民一样憨厚），更有很强的忧国忧民的意识与心怀天下的气魄。他虽身外海外，但却密切关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并帮着出谋划策。早年的遭遇与后来的机遇，给他以很大的触动，他一生的价值取向便是搞明白“中国向何处去”及应该向何处去。如果年轻是感情用事的代名词的话，那么他在成为世界级经济学大师后，更从理性思维角度、运用系统的知识体系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进行分析与推进。
除了在政策建议方面外，他还多次参与系列公共活动，从侧面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杨小凯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发起人与组织者之一，并且在学成之后多次回国访问、交流，比如到天则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进行演讲并将最新的研究成果与大家分享——心底无私天地宽。他对于年轻的中国经济学人与他的学生更是关爱有加。早些年，杨小凯得知梁晶先生到美国麻省与哈佛访问时，主动在车站去迎接并全程陪同，使得与以言辞刁钻与傲慢“著称”的克鲁格曼的谈话变得轻松自如。
然而对于一般人而言，谁又能想到，一生忙着做学问并努力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国际化牵线搭桥，竭全力推动中国经济与政治改革的他，早年曾受到过十年铁窗的不公正待遇。小凯早已将个人恩怨抛于脑后，换之于从社会发展与制度变迁角度挖掘这一事件发生在中国的根源并尝试提供良方以避免悲剧重演。更令人惊诧的是，在1989年中国反动派势力压倒一切的动荡岁月里，杨小凯曾呼吁希望中国能同时出现有着真诚维护政府的声音。这是何等的胸襟与气度！一个倾注毕生心血从事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者，在祖国危难的时刻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义角度，以中国社会长足发展的战略眼光发出自己即使微弱的声音而从未想过自己曾受过的濒临死亡的折磨。这是有高度责任感与社会担当意识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关爱本和头衔与职位无关，而是发自内心情感的真切外化，关爱也并不是因为他是经济学大家而才引人注目，那是他的人格使然。
当杨小凯被病魔缠身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消息时好时坏，但不变的是他的乐观与坚毅，几乎没有几个人见过他流泪。他后来皈依了基督教，开始不断祷告，并写了关于基督教的一些文章。信仰使他变得更加宽容与祥和，更加乐观而平静，更加懂得施爱于人与如何施爱。他认为，基督教信仰使社会实现了“爱”与“秩序”，这是文明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前提。他呼吁放弃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因为那是秩序社会的基本文化要素。存在主义哲学家“精神上的父亲”-----克尔恺郭尔将人生境界分为三个阶段：感性阶段，理性阶段和宗教阶段并称这三个阶段并不是对每个人都依次排序，循序渐进的，它只供选择。因此，杨小凯信仰基督教与学术主张没有必然联系，或者说他短暂而又有力度的一生亲历了三个阶段，体悟了人生不同况味的人生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杨小凯倒也此生无憾了。
后记：杨小凯是人不是“神”
中国人有着盖棺论定的传统，更有着添枝加叶的毛病。当杨小凯被传媒追捧为“神”并被国人津津乐道的的时候，则是中国社会整体理性缺失的时候 ，也是杨小凯在天国中极度失望与悲痛万分的时候。先生乘鹤西去，无论从他生前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角度将之视为大思想家，还是从创立新兴古典经济学流派将之视为世界级经济学大师，这些都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些依然苟活着的经济学人能不能从他身上学到一点东西。务实、勤奋、怀疑精神、自我反省…哪怕学到一点点并努力去亲身实践、坚持，这便是最让先生在天之灵感到慰藉的事情。如果进一步将杨小凯治学精神与人文关怀意识推广到公众视野，他身上闪烁的三个字如果我们学会了并坚持下去，便将使我们受用终生，社会也会从此实现整体理性与和谐有序，这三个字是——说实话。(张华2004年7月23日于青岛浮山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