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中，科斯列举了许多中世纪的经典案例，探讨了运用经济学理论如何最好地解决这些法律问题。科斯选用的案例，多是缺乏“非法性”或“主观过错”要素的侵权问题，比如某人建起高墙却意外阻断了邻居家的排烟，糖果制造厂发出的噪声打搅了新搬来的医生的生活，即如今所说的相邻权问题。在这些案例中，侵害方与被侵害方均没有主观的过错，而是共同构成了最终的侵害情况。事情因此变得棘手。 科斯提出，法官们不能够简单粗暴地通过消除缺陷来解决问题，因为那样就造成了对侵害方合法权利的侵害。科斯主张，面对这类问题，应将双方的成本减轻到最小，尽量达到最佳效用。接着，科斯进一步将最佳效用论扩展运用到了国家政策的层面上，指出在公有利益与个体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如飞机场和住户的案例）政府应该理性决策。“今天社会革命的意义是，较之于过去片中产权和契约自由而言，现在的政府不断地对此干预，已给公共利益以适当的地位。” 阅读《社会成本问题》，我获得了一种新鲜的属于经济学的视角。我第一次认识到法官在发布判决的时候，也自然地承担起了分配社会资源的责任。或许，面对着案件的时候，我们不仅应该厘清其中的法律问题法律理论，也应该从经济学最佳效用论的角度上佐证自己的判决是否恰当。 我大一时是商学院的学生，所以对于科斯以及最佳效用论并不感到陌生。经济学上所探讨的最佳效用，近似于法学上法律价值相抵触时的抉择。我曾经阅读到这样一个案例，纺织女工与纺织厂自主签订了劳工协议，但是该协议中规定的工作时长却超出了法定的最大工作时长。该案例中，契约自由的价值与劳动法保障人权的价值相互冲撞，很难说哪种立场是绝对正确的。我常感到，法律价值的冲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而在阅读本书时，科斯用近乎于冰冷的理性思维，毫不迟缓毫不犹疑地解决着这类问题，让我深感经济学绝对理性的实用性。 最后，从侵权责任法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对我的最大意义便是它试图界定了侵权补偿的边界。现实社会中，人们普遍有着报复式思维。例如前段时间颇受关注的地铁扫码事件，男子因为扫码女侵犯了他的私人空间，就实施了打人骂人的过分行为。而网友则因此将男子的家庭住址、联系方式人肉出来，对他进行骚扰，进一步扩大了事态。我相信网友们这样做一定是出于他们的正义感，但失去了尺度的正义感和暴力无异。《社会成本问题》中指出，可以用边界法来确定补偿的损失，我想这不失为一种公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