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高深的经济理论后面都离不开对收益和成本的考量，对供给和需求的价格机制的分析。周老师说，“科斯有一个迷人的特点：他的研究成果好像总也造不成‘立竿见影’的‘轰动效果’”。科斯对关于企业性质与交易费用的发现看似简单而不高深，但正是科斯坚持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思考和研究，才使得他能在不断的案例和访谈游学中发现问题、并从问题中抽象和思考这些问题的本源，理论并非越高深越复杂越好，世界运行的背后往往隐藏着简洁而优美的机制。经济学固然要对复杂的现实世界做一些抽象和假设，但必须合理，或者可以放宽这些假设约束条件而能更进一步走向对现实世界的解释，若只是因为过于困难而做出对解释现实世界无益的假设，对于我们对现实世界运行机制的理解并没有什么帮助。
什么是企业？企业出现的边际条件？
既然市场上的价格机制可以实现资源的配置与交易，那为何会出现企业呢？企业出现的边际条件是什么呢？说到底，市场是由一些列产品合约组成的，而企业不过是由一些要素合约组成的，这里的要素包括生产资源、劳动力、资本等，而劳动力要素又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要素，因为对劳动力要素的利用程度掌握在其本人手里，在不同的激励环境中的利用效率是不一样的，从而激励机制于企业的劳动力要素的利用效率是非常关键的。
而企业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真实世界里的交易费用并不为零，对于此种商品企业生产的交易费用比个人生产的交易费用更低。
解放后中国何以选择集体经济？农民为何甘愿放弃自己对土地的私有产权？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1949年解放后，作为一个想快速工业化的政府，必定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而传统的依靠征收地租、税赋等方式扩充财政收入来进行工业投资无法满足政府的需求，所以政府的想法是通过调动全民资源能更快地按照政府所想的方向来利用农业剩余进行工业化。而农民之所以甘愿将自己的土地产权交还给国家，因为农民土地产权的获得本身就是依赖于共产党的革命，因此领导了土地改革那样一场私有化运动的国家，就把自己的意志铸入了农民私有产权，当国家的意志改变的时候，农民私有制就必须改变。因此，阿尔钦讲产权不同的硬度，也许可以反映不同产权与国家的关系。
集体经济为何低效？
从劳动者来看：监督成本过高，集体经济中的劳动者自然会有偷懒，因为最终自己所得并不与自己的劳动量挂钩（得不到有效的监督）
从监督者来看：对监督者的激励不足，因为不允许有经济剩余的私人保留；官职权利对于监督者来说可以作为一种其隐含的激励，但底层生产队队长等成员并不能进入国家行政官职体系，所以其实对于最底层监督者来说其实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的。
中国为何从集体经济走向了改革开放？
虽然农民的温饱成问题、经济得不到发展，但作为统治集团的政府官员仍有其既得利益，为何会有足够的动机走向改革开放呢？从数据来看，50年代的大饥荒使得政府有过对经济进行短暂的小开放，得到收益问题暂时缓解之后便又走向了原先的老路，而到70年代政府的收益和成本再次到达一个临界点，而此时在集体经济的背景下，很小量的“地下”私有经济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能推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进行博弈的利益集团。尤其是越穷的地方更愿意进行一些变动的尝试，因为相比于富裕的地方来讲，他们面临的问题更为迫切。在小范围试点之后，生产效率大大提升，影响与范围也慢慢扩大。
总结来讲，“国家保护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是，国家通常不会自动提供这种保护，除非农户、各类新兴产权代理人及农村社区精英广泛参与新产权制度的形成，并分布通过沟通和讨价还价与国家之间达成互利的交易。中国的经验表明，有效的私产权利可以在原公有制的体系中逐步形成。”
改革中遇到的问题？（不一一总结了，后续再写）
1. 价格双轨制导致的价格波动大，对城市居民的变相补贴；
2. 土地市场开放初期，征地制度对农民利益变相的侵害，给了政府官员寻租腐败的空间；
3. 有关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如电力、电信、铁路、航空等行业是否放开、放开程度、如何放开的探讨。
4. 公有制企业转型过程中，企业产权无主、名义产权与实际产权的背离现象等。
关于政府管制边界的思考？
简单来说，政府管理经济的形式包括以下五种：1）普通法（主要是财产法、合同法和民事法）；2）反托拉斯法；3）宏观调控；4）管制；5）国有化。
总体来讲，管制的边界要根据政府进行管制和不进行管制的收益与成本来决定，永远不要低估市场竞争的力量，管制不应该像保姆一样对价格、资源配置等进行行政命令式地控制，而是需要为企业竞争提供公平、开发、有监督、良性发展的市场环境；对于资源的配置也可创造性的采用拍卖等形式而非一味使用行政手段；对于垄断也要区分是行政垄断还是因为市场竞争等其他资源形成的，很多“自然垄断”的行业也并不一定必须得让国家控制、不让外资进入。
总体来说，无论是人、企业、政府还是其他组织，从经济分析角度来看问题都离不开对成本和收益的考量，新制度经济学正因为对企业的本质和交易费用的认识使得我们能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和看待问题。
现如今，依靠人口红利、前期制度改革、工业化经济转型所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已经达到了顶峰，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从供给侧来看需得依靠制造升级、产业结构转型、服务业的发展、国企改革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对创新的鼓励，从需求侧来看需要税收政策的调整、医疗养老制度的完善、户籍制度的改革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保障从而刺激居民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