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与制度变迁》
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重点并不是人性为私，而是“人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追求他的私人利益。”
产权是私人谋取自我利益的社会性制度约束。
根据诺斯的研究，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顺利完成了从土地公产制向私产制的转化，民富国强从此而起；差不多同期的西班牙被既得利益——养羊团——拖住了土地制度改变的步伐，国家就在竞争中落伍。【与城镇化差不多时期】
列宁提出的如下理论曾是计划公有制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可以像一家超级公司那样来组织社会生产，而全部社会成员将成为国家的雇员。据说年轻的科斯反复考虑了上述理论后的结论是：要使国家运用公司制的命令、计划和权威来协调全部社会生产，因为消灭了市场活动而节约了巨大的交易费用，但这家唯一存在的“公司”将不得不支付高昂的“组织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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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
国家保护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点关键。但是，国家通常不会自动提供这种保护，除非农户、各类新兴产权代理人以及农村社区精英广泛参与新产权制度的形成，并分布通过沟通和讨价还价与国家之间达成互利的交易。
Michael Mann（1984）把“基础结构的权力”定义为，国家权力有能力渗入市民社会，但必须而且越来越依靠与市民社会之间制度化的协商和谈判来执行政治决定。
*他指出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趋势是基础结构权力的加强，因为一个基础结构化的权力才能够更有效地动员公共资源。*【发展趋势是，国家更多依赖与国民的协商维持下去。】
国家通过指令性生产计划，产品统购统销，严禁长途贩运和限制自由商业贸易（哪怕由集体从事的商业），关闭农村要素市场，以及隔绝城乡人口流动，事实上早已使自己成为集体所有制配置其经济要素（土地、劳力和资本）的第一位决策者、支配者和收益者。
社会主义国家控制的“全民”经济使一切排他性制度安排（在国内）成为多余。而取消了权利排他性，*也就取消了资源利用的市场交易*。这一点，在我看来是理解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反市场倾向的关键。【计划经济的优势：省下了交易费用】
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真正区别，在于国家支配和控制前者但并不对其控制后果负直接的财务责任。【即全民所有制，国家财政担保就业、工资和其他福利；集体所有制时，集体并不能完全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甚至怎样生产，更无权涉及市场，但要承担分配任务，如工分等。】
什么动力机制使国家的控制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深入到乡村一级——【这是中国以往任何传统时期都不曾做到过的。】
传统中国农业剩余的主要部分即地租（加利息），在土地改革中被全体农村人口平分掉了。农民平分地租增强了他们对新政权的政治支持，但是，加快国家工业化的既定战略不能容忍20%的农产品从剩余转化为农民私人的消费和投资。【正因为如此，1953年之口，国家与农民关系紧张，表现为：农民惜售，国家收购困难。国家试图通过扩大征税，但高征税引发农民集体抗议，赋税达到农产品的15%即是极限了。】
国家权力逐渐侵入农民所有权。【step1：规定每家粮食和棉花生产指标，订购定销，禁止集市贸易——限制农民产权的使用、收益和转让；step2：互助组运动（联合农民的生产活动），初级社（归并农民主要财产），高级社（消灭土地和牲畜分红），人民公社（更大范围内推行公有化）】
国家如何在事实上取消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但又被认为是合法的？【土地改革形成的产权制度，即是土地的农民私有制。国家让农民快速合法地得到了土地，就把自己的意志铸入了农民私有产权。】【好吧，也就是说，暴力革命给你的分红，最终决定权还在我，我随时对它拥有支配权。】
【土改的农民受惠于政治运动和国家，单凭他个人的努力，不可能平分地主的财产。】
通过政治运动制造了所有权的国家，同样可以通过政治运动改变所有权。
在一个国家可以任意指定所有权和改变所有权合约而无须经由与社会协商的环境里，即使全盘照搬一个最有效的产权制度，也无助于长期经济增长。【周其仁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政治运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