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经济改革，最为成功且取得举国公认，举世瞩目之成绩的其实就是两条：一条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广和完善，另一条就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彻底扭转了农村就业长期处于不变状态的局面”（p.142)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民提供了积极性，发挥了劳动力聚集的比较优势，不仅矫正了向重工业偏斜的产业结构，也矫正了内部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使之前受压抑的非粮食作物和林牧副渔业得到更快的增长。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增加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而人均手持现金和存款余额的增加又为乡镇企业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当乡镇企业发展后，它既成为市场化改革的推动力量并给国有经济施加了压力，矫正了偏斜的产业结构并发挥了比较优势，又冲击了传统经济体制下的资源配置制度与宏观政策环境。非国有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在改革过程中的功劳甚大。这是由于这些领域本就具有较高的相对价格水平（因为在重工业优先的畸形产业结构下轻工业和农业产品具有稀缺性），加上较大的需求缺口以及进入成本低（因为传统发展战略下受压抑的部门本来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即资本密集度低，劳动密集都相对较高），如此一来便为这些企业和领域的迅速增长，巨大收益，和大量积累创造了条件。
因此，中国的改革是从微观经营机制的放权让利入手的，以改进激励机制，提高微观效率为目标。微观经营机制的放权让利使得计划外的市场力量越来越强。由于市场高效与非国有企业强大的竞争力，促使双轨制形成并让市场的份额越来越大。换句话说，由于经济快速增长主要是由计划外的非国有经济做出的，所以市场价格调节生产的范围和总量不断扩大，因而即使计划价格调节的范围和总量不变甚至有所扩大，计划调节会随着其份额不断缩小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此外，通过逐步调整，计划内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别也大大缩小，以至由此带来的利益差别也不再那么重要。这时候鸿沟已经近于填平，可以毫无风险低分两步跨越过去。在这种方式下，虽然中国改革过程中宏观增测环境改革相对滞后，但确是风险小从而成本低的改革。
这种渐进式改革很接近于卡多尔改进(Kaldor Improvment)，又叫做增量改革。这种改革着眼于让市场机制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上发挥作用，做大蛋糕，尽可能地让所有利益集团受益。国有企业在放权让利下能相对自由地分配积累，让资源产生最大的收益；农民和非国有企业已经谈过。因此这样的改革，不仅是阻力相对较小的，而且也是不可逆的，因为一旦改革向前推进，政府再次收回放出的权利一来会招致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二来降低整体经济效率也减少了自身的财政收入。因此这种从微观入手逐渐进入资源分配最后改变宏观政策的改革，以尽可能接近于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状况为前提，避免大的社会动荡和资源浪费，并尽可能地保证了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的一致性。与此同时，在改革途径上中国采取了“试验推广”，也就是“从点到面”的改革模式。这样做既可以减少改革风险，把试错的成本分散化，避免过大的十五，又与增量改革结合，能够及时提供在哪些领域进行改革具有最大收益的信号，还能为市场的建设和发育创造一个过程。（注意这与蚁群的觅食方式很相近，似乎是复杂系统演进的最佳方式，详见“复杂”一文的书评）
最后，渐进式改革有利于改革过程中速度和稳定两种要求之间的动态平衡。熟悉改革开放历史的人不难发现，领导阶层并不存在一个足以与坚持改革的主流意见想抗衡的共识集团。但在改革力度和时机的选择偏向上仍然存在着分歧。以稳定为主导的集团更重视制度的稳定性，主张改革增长都要慢一些，稳定一些；注重速度者则有更强烈的紧迫感，主张改革更激进一些，并以更快的增长速度建立起人民群众对改革的信心。 最后的改革过程事实上是一个折衷，这可以用中间选举人定理来解释。
当然，这种改革模式并非没有弊端。譬如新旧体制的冲突和交替发挥作用可能会形成“进两步退一步”的摩擦和倒退，还可能造成越来越大的经济周期；增量改革又是以资源配置和价格双轨为前提，所以可能出现寻租的情况，不是完全依靠市场竞争力。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渐进改革似乎是次优的，但也远好于东欧与俄罗斯的一揽子改革。事实证明，体制的建立，包括市场体制，需要时间，不是如创世纪般可以一蹴而就的。激进主义造成的浩劫自从1789年以来琳琅满目，笔者不再赘述。用福山的话作结：那些嚷嚷着政府完全不应干涉人们生活的人最好仔细想想，每次冬去春来，大马路上的壶洞都是谁填好的。
Finished Reading on the Flight Back from NJ.
@ Cambridge, MIT. Cloudy 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