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读这本书很久了，作者沈联涛先生是银监会的顾问，拥有丰富的国际监管经验，先后在马来西亚央行、世界银行、香港金管局等机构担任要职，本书是全面了解亚洲金融危机及当前次贷危机的绝佳读物。记得以前在研究生课程上，老师曾经推荐过此书，去年冬天的时候我也曾心血来潮在图书馆借了一本，但是诚如作者所言“此书是在三万英尺的高度上所写的”，国际金融形势纷繁复杂，作者写作的出发点太高，当时的我水平有限，读了几十页之后发现内容太过高深只好作罢。
幸好时至今日，一些外部和内部的条件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使我得以与此书再续前缘。经过了大半年的充电，自己对于国际金融形势以及危机演进的一般特点有了更好的把握，自己的知识储备已经能够适应从三万英尺的高度来观察和思考问题；最后，在基层锻炼的时光是比较悠哉与慵懒的，有大把的时间可以阅读思考，很是惬意。
之前自己对于亚洲金融危机了解甚少，仅仅知道索罗斯带领的对冲基金在其中翻江倒海，大显神通。读罢此书，才了解了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日本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对亚洲的繁荣与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亚洲危机的发生自然也少不了日本在其中发生的作用。
根据雁阵理论，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模式都是类似的，都遵循着领头雁日本的出口导向模式，同时制造业的产业链条不断向下转移：
日本 四小龙 四小虎 中国、越南
依靠这种出口导向模式，东亚经济体在战后实现了快速腾飞，甚至一度被誉为“东亚奇迹”。然而这种模式注定不能持久，因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是注定有缺陷的，内向经济部门及金融服务业的落后、腐败、裙带资本主义则是埋在深处的断层线。1985年的“广场协议”可以说是一个导火索，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东亚经济体出口获得了巨大竞争优势，同时日本持续降息对冲出口下滑，日本厂商也纷纷加大了向东南亚的产业转移力度。这样东南亚各经济体便迎来了梦幻般的日子，经常项目盈余，同时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涌入，由于“利差交易”的兴起，大量国际资本也纷纷流入国内，推高资产价格，于是国内外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便出现了。
然而在1994—1995年左右，事情悄悄起了变化。这一年世界上三个经济体先后实行了货币贬值。1994年中国实行汇率并轨，取消了双重汇率制度，人民币一次性贬值；墨西哥发生“龙舌兰危机”，比索贬值，同时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日元发生贬值，同时国内金融业发生危机，开始从东亚地区撤资。这三大经济体都对东南亚各国的出口有着强大的替代效应，东南亚各国均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所以出口遭遇了极大的打击，国际收支的平衡越来越依靠短期债务的流入，这样各经济体便暴露了在“双重错配”的极大危险之中，即期限错配+外汇错配，债务链条一旦崩塌、汇率一旦贬值，国内脆弱的银行和公司部门便面临着极大的流动性风险与汇率风险，去杠杆的链条一旦开始，资产价格泡沫便会破裂，国内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
当然以上只是外因，内因便在于国内脆弱的金融体系，以及在金融自由化上所犯的巨大错误，在国内金融基础薄弱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了资本与金融账户，这样自身的脆弱便完全暴露在了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之下，可以说过快地金融自由化是“华盛顿共识”所犯的巨大错误。华盛顿共识所犯的另一大错误就是布雷顿森林组织在组织救援期间所开出的错误药方，在发生货币危机时，最简易的做法便是实行资本管制，总之就是先止住失血，然后再想办法使伤口愈合，然而这却有悖于自由市场原则，于是各国任由经济体不断失血，只能通过收紧国内政策并不断寻求国际援助来应付失控的经济形势，这样国内本已十分脆弱的系统在紧缩政策的高压下便崩溃了。反观中国香港与马来西亚，反其道而行之，一个国家队大举干预股市，打爆了做空股指期货的对冲基金，投机者损失惨重悻悻离场，一个实行了资本管制，拒绝了IMF的救援资金及其政策药方，反而受危机的冲击较小。
从以上经验中我们便可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华盛顿共识不一定靠得住，过度市场自由化有着巨大的风险，我国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一定要立足于本国的实际，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案，不能急于求成，同时对国际上的批评要清醒对待，即国际上的说法并不一定高明，他们也犯过太多显而易见的低级错误，总之就是要坚持我们的既有立场，不要盲目轻信所谓的权威。
最后引一句话作为结尾：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应当树立逆周期的思维方式，在酒会正酣时敢于撤走酒杯，警惕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