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迄今已有将近四十年的历史。中国，这艘古老的龙纹大船，在全面经济改革开闸放水之后，焕发了新的活力，全力驶向繁荣富强。它以每年至少七个点的经济增长，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其他国家经济放缓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高速飞奔。
这本文的作者罗思义(John Ross)，认为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他曾作为伦敦市市长的重要幕僚、智囊，任职英国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他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新浪财经专栏作家，同时是世界百强企业顾问。
他还有一个极具私人倾向的身份-邓小平的粉丝。
他称邓小平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邓小平开创新型经济体制时，抛弃了过去的斯大林体制，但充分结合了马克思的理论依据，建立了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以国有经济主导的新模式。它成了凯恩斯理论模型的现实化。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虽然在西方存在着一些杂音，但事实胜于雄辩，按世界银行通胀因素调整后的美元数据计算，自1978年经济改革启动后到2014年这段时间，中国年均GDP增长率为9.8%。实现这一成绩的主体，是拥有将近22%世界人口的中国。所以，体量巨大的中国在开放的过程中，将快速发展的积极影响，带给了全世界。
中国所交出的成绩单是如此优秀，以至于让某些经济学家感到有些梦幻。这梦幻的经济奇迹背后，有着符合经济规律的原因。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代表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里所提到的，经济分工带来专业化，专业化带来效率。在微观层面举一个例子，福特引进泰勒的流水线生产技术，对汽车中零部件的制造进行分工，简单化、专业化与程序化。从此，组装一辆汽车从原需要750分钟，变得只需要93分钟。效率提高了7倍。
所以，分工能够带来效益。在经济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今天，国际分工，是在空间广度更大的范围内，更具效率的经济选择的结果。中国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之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让中国分享了国际分工的效益。与此同时，与国际接轨后的国内相关产业的规模化，又进一步节约了成本，带来了效率。
中国一直被人诟病创新能力不足。作者在书中给予了反驳，诚然，中国的生产创新不足，它没有类似苹果一类的企业，可以进行不断的、高质量的创新，满足未来的消费者以相同价格，买到更高质量的产品的需求。但助力经济发展，不是只有“生产创新”这一条路。
生产创新，需要科研、教育等方面的巨大投入，这必须经由政府花费巨资主导（比如美国）。而并非由我们臆想的，靠中小企业，甚至微型企业来推动。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阶段选择这种路径是不现实的，“乌托邦”式的。同时，造成中国生产创新困难的，还有科研、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存在着延迟效应。中国目前的国情，要求快速发展。于是中国在保证科研、教育投资的同时，另辟了一条新路-“成本创新”，通过大批量的、规模化的、生产链上的成本控制，来实现同样的质量，但更优惠的价格。作者想表达的是，中国并非没有创新，创新也不等同于只能“生产创新”，中国依据其国情，选择了“成本创新”，而且做得很好。
继续谈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发展动力问题。中国经济发展除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国际分工”这一个基础动力外，还有“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个发动机。中国和美国在部门管理体制上有着显著不同，中国的国有部门强势，而美国则几乎没有国有部门。这使得中国在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时，有着天然的优势--他可以通过国有部门，来控制投资规模，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等力度投资。高企的储蓄比例，给金融部门提供了充足的弹药，而金融部门主要掌握国家手中，固定资产项目投资上，中国有着天然的养料。关于投资这件事，中国政府实际上可以做到指哪打哪。
中国政府在国际分工与固定资产投资问题上，一直有着清楚的头脑。作者罗思义强调，如果中国政府能够继续有效地推行正确的政策，保持住这种清醒。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甚至，时间都已经不成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