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是德国学者安德烈 贡德 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代表作，获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其人是西方著名的左派学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29年生于德国柏林。1957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78年获巴黎第八大学政治经济学国家博士学位。曾在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多所大学执教。弗兰克一直致力于世界体系史、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的研究，为依附理论代表人物之一。
《白银资本》的中心观点是：认为从航海大发现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近代历史中占据舞台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而在相当程度上亚洲的中心是中国，是这个时代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欧洲，在很长时间里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次要的和边缘的部分。只是公元1800年以后才取代这一中心。因为在双方的贸易中，欧洲拿不出可以交易的产品，由于发展水平的低下。欧洲人的产品既不丰富，也缺乏竞争力，他们唯一的支付手段是从美洲掠夺回来的白银。在一幅全球的经济体系图中，物品的向西流动和白银的向东流动，充分说明了亚洲和欧洲的优劣高低之分。现在，西方的支配地位行将结束，以前的亚洲占支配地位的模式正在重建。并从全球贸易的各种物品流通，货币构成及东西方商品的质量、技术等诸多层次仔细分析了各种情况。引用了大量的事例和数字。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此论一出，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强烈震撼，褒贬不一，见仁见智。
《白银资本》主要的最主要两个观点就是要论证，一是打破历史上认为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观点。二是亚洲的经济比欧洲更活跃，更作用重要。欧洲是加入了一个原有的世界经济体系，而非重新创造了一个新的体系。[1]下面我具体谈谈这两点。
一、欧洲中心观及中国中心观的演变
（一）欧洲中心观的演变
1. 欧洲中心观的最早提出者黑格尔
欧洲中心论最早应该来源于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黑格尔认为的历史等同于世界历史，历史哲学无非是对历史思想的考察罢了。他认为历史的本质就是理性自身的发展过程的展示。“理性向来统治着世界，现在仍然统治着世界，因此也就统治着世界历史。” [2]认为东方的理性发展程度是很低的，“东方各国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至于我们知道一切人们（人们为人类）绝对是自由的。” [3]从而认为应该把东方抛除于世界历史之外，构建出了欧洲中心论的框架,黑格尔认为欧洲的种族优势使欧洲前进的:“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欣慰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4]他把亚洲文明说成“语言的散步和种族的形成是属于历史范围以外。”[5]黑格尔的观点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许多学者虽不把东方看成在历史的范围以外，但很多人认为东方社会长期停滞不前。
2. 欧洲中心观的集大成者马克斯·韦伯
而把欧洲中心论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马克斯·韦伯。《白银资本》称其：“韦伯则是最精心致力与欧洲中心论的集大成者。所有的证据都被用于解释欧洲的奇迹。”[6]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把“欧洲中心论”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不仅认为“理性的”资本主义的企业和制度只有在新教伦理的西方国家才能产生,而且“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化现象都只有在西方才显现出来。甚至“国家本身,如果指的是一个拥有理性的成文宪法和理性制订的法律、并具有一个受理性的规章法律所约束、由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所管理的政府这样一种政治联合体而言,那么具备所有这些基本性质的国家就只是在西方才有,尽管用所有其它的方式也可以组成国家”[7]。
3.其他欧洲中心论提出者及弗兰克的批判观点
由此可以看出欧洲中心论的主要错误就是宣扬以环境、种族、文化的优略去预见历史，宣扬欧洲种族和文化的天生优越性,否定人类文明的多元性。以一种宿命的观点来利用历史去预见未来。这些是应当排斥的。但要分清“在有关学术史的研究中,“欧洲中心论”的核心观念和非核心观念,也要区别“欧洲中心论”的鼓吹者和多少受其影响的学者。”[8]如弗兰克批评布罗代尔：近代有若干个世界经济，而不是只有一个世界经济体系，而且在这个世界经济和体系中，“欧洲没有也不可能占据霸权地位。”[9]他认为：“欧洲是后来才加入一个早已存在的世界经济和体系，或者说加强了原来与之较松散的联系。”这里弗兰克批评布罗代尔的欧洲中心论以非黑格尔式的欧洲中心论，而是一种经济上的欧洲中心观，他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在第三册上探讨了世界经济“所述三个世纪的空间基本上是欧洲” [10]布罗代尔认为世界经济“具有世界性，且有一个中心”，他认为在16-18世纪这个中心一直是在欧洲内变换的。[11]他批评沃勒斯坦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应该看出《白银资本》主要是从经济上去打破欧洲中心观，主张东方在16-18世纪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所以如林甘泉说：“弗兰克在书中列举了一大串“欧洲中心论”者的学者名单,但奇怪的是,他对黑格尔这个很重要的“欧洲中心论”者却不置一词。”[12]这样的观点是没有必要的。对于《白银资本》的评价应更多的从经济史、史学史上去评述而非文化史。
（二）东方中心观的演变
1.柯文的东方中心观实质
东方中心观或中国中心观应该源于西方汉学家不满于欧洲中心观，认为欧洲中心观无法解释东方历史中的许多问题。所以费正清提出了“冲击—回应”模式。之后又有学者提出了“传统于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而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对上述三种模式加以批判。全书最后一章(第四章) 正面提出了“中国中心观”,这一研究取向包括四个特点:“(1) 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 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 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 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 (2) 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 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 (三) 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 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 的撰写; (四) 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学科, 但也不限于此) 中已形成的理论、方法与技巧, 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13]所以我们从上面所引能看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只是一种以中国自身为视角，利用中国文化自身去理解中国。以避免用西方文化来解释中国所带来的所谓西方对中国的误解。而非以中国为中心去理解世界。
2.弗兰克所倡导的东方中心观形式
而弗兰克所提出的“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是认为东方在16-18世纪是世界经济的主体，认为“欧洲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 [14]用东方经济中心观去解释世界近代历史的经济发展问题，及预见解答将来发展趋向。是一种发展了的中国中心观。这种观点可以去解释一些欧洲中心观无法解释的问题，对于世界历史有一定作用。这也是本书的价值之一，但我认为用这种观点去看待东方尤其是中国在近代世界上的作用是不客观的，甚至是夸大了的。用弗兰克的放大镜去看中国，和中国的本身是不符的。
二、中国明朝货币制度的变革及影响
（一）弗兰克所认为的白银流入对中国的影响
他在书中这样的形容中国，“自16世纪中期起，白银注入中国所造成的经济扩张更为壮观”。“白银和贸易的刺激作用及其引起的经济扩张在中国南方尤为显著。”在说明中国农业商品化时他又说“农民在回应商业刺激时把原有的水稻田改种甘蔗或桑树，而不是开垦新的土地来种植棉花”。从中大量提到白银对中国的刺激，与中国的反应。认为是白银注入引起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中国当时是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方。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观点的基础是否存在，我认为中国的白银留入的主导作用在于政府，在于政府的货币制度和赋税体制的改变，而这种赋税货币化的动力来自政府的财政体系的运动需要。白银的流通主要发生在政府的分配的领域。
（二）中国明朝货币制度的演变
1.钞币、铜币流通的衰落
中国在明朝中期以前白银并非主要流通货币，明朝开国前后，曾数次铸铜钱，下令与历代古钱通用。但因各种铜钱门类繁多，成色不一，“而政府往往任意规定比率，且常常加以种种不合理的流通限制。初时政府为要推行钞法，屡下禁止行使铜钱的令，甚至连本朝自铸的铜钱亦在内。”[12]这样使得人民渐渐失去了对铜钱的信心。而且明朝政府一直希望推行宋元以来的钞币制度，使用钞币为主要流通货币。洪武八年（1375年）仿元朝货币办法制造“大明宝钞”，并命民间通行。规定商品大宗交易用钞支付。“禁民间不得以金银货物交易，违者罪之。” [15]可以看出明朝初期不但不是以金银货币为主要流通方式的，且政府是严格限制使用金银作为流通货币的。并曾反复重申此原则的，明史中有载，洪武三十年的“三十年乃更申交易用金银之禁。”仁宗时“所增门摊课程，钞法同，既复旧，金银布帛交易者，亦暂禁止。” [16]当宣德初年，民间再次开始使用金银货币时，又下令“益严其禁，交易用银一钱者，罚钞千贯，赃吏受银一两者，追钞万贯，更追免罪钞如之。” [17]当时一石米的价值约在五十贯左右，一万贯就相当于200石大米的价值。这样的处罚可以说是相当严厉的。到了明英宗十三年的令中就达到了“阻钞者追一万贯，全家戍边。” [18]的程度。只要妨碍了钞币流通就给予巨额罚款，并且把全家发至边疆戍边。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对使用金银的严格控制和其决心了。从明建国至此时已有将近百年了，虽然民间一直努力想取得使用金银为主要流通货币，但由于政府的阻挠一直不能实行。明朝是中国封建集权的高峰时期，可以看出如果政府不同意货币体制改变，那么金银成为主要货币是不可能的。
但是明朝的钞币政策毕竟没有稳定住大明王朝的社会经济。所规定的民间只能以金银兑换钞币，不得以钞币兑换金银。使得人民对钞币信心大失，钞币不断贬值。到了明宪宗成化年间“钞一贯不能值钱一文”。 [19]面对这样的贬值，政府就算再强硬也不得不对原有的货币政策作出调整了。到了嘉靖四年终于政府作出了改变，“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雍，益专用银矣。” [20]这样把税收原有的收钞币改为折收银两就等于自动废止了原有的民间不能用印交易的禁令。
2.钞法失败后用白银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原因
但继钞法失败以后，为什么必须用白银作为通行全国的货币单位呢？是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然么？梁方仲认为“民间对银最有信心，银两是依重量计算价值的，它虽非铸币，但辨别容易，价值稳定，且不若钱的笨重，所以民间乐用，经竟取钞银的地位而成为通货。” [21]我们从现代观点也可理解，当人们经过了近一百年的经济不稳定，货币不断贬值的时代，这时就有很强的愿望有一种价值稳定的货币出现。而白银自身的性质正好符合了这些特点。这并非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因为政府原有杂乱的货币制度与钞币的不可信任。经济的不稳定不利于人民的生活，而最终以白银为主要货币的。所以如果钞币的价值稳定，可以正常的用于经济生活是完全不用以白银作为主要货币的。因为我们现代也是纸币时代并不需要一定要用金银为货币。可以看出中国当时最终以钞钱的货币制度转变为白银的通货制度完全是由于政府的总是不能自制，去发行大量钞币使货币贬值严重，人民受到严重的剥削的失误造成的。
到了明朝万历九年，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改赋税为一并征银。《明史食货志二》中记载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顾谓之一条鞭。立法颇为简便。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
通过所引可以看出此时的赋税制度以有唐已来的两税制度的实物地租制转向了货币化的地租。至此政府的财政体系普遍以白银为单位。
3.中国所产白银是否足够国内流通
白银成为了主要通货，中国就需要大量白银以供流通之用。但是明朝的白银供应并不充裕。为和能应付得了以银为本位的货币流通呢？是中国发现了大的银矿么？梁方仲在《明代银矿考》中以《明实录》为根本，摘抄出起于成祖初年至武宗末年共一百一十年的银课收入，并作表统计。合为银课共一百五十一万三十二两。[22]由此我们可以大略估计出这一百多年的中国采银量也就是一千多万两左右。也就是平均一年才十万两不到。这样一个数字是无论如何也不足以满足偌大的中国的货币流通的。
4.中国流通货币从何而来及为什么流往中国
那么中国用以流通的白银是哪里来的呢？据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中认为“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从外国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 [23]这中还包括来自日本的十多万公斤，这个数字比中国每年自身所产白银要多出60多倍。弗兰克认为这也说明了中国经济的活跃。但是他没有看出，这种只进口白银出口货物的贸易是不正常的。因为贸易的发达应该是相互的互有进出口，交换有无。但中国是只需要白银，因为政府的财政体系和赋税制度的变化需要大量以供流通的白银。所以正如之前所言弗兰克中国的经济活跃是世界的中心的论点也就是不存在的了。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也不是经济活跃导致的。
三、弗兰克的史观及治史方法
（一）弗兰克的史观及其优缺点
弗兰克的治史方法是以一种全球史观，这种全球史观的方法，有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比如阿诺德·汤因比、爱德华·卡尔、杰夫里·巴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诺斯等。虽然他们之间各有不同，但大多主张鉴于西方世界的衰落和非西方世界的崛起，而强调历史的整体性和一致性。如汤因比的世界文明体系论。巴勒克拉夫极力主张的史学研究的目标“应当是树立至今尚未树立起来的那种立足全世界的观念。” [24]而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也有同样倾向。这种全球史观在理解世界体系是有一定作用的。但用于理解现代社会东西方发展变化问题及预言将来趋势时就会产生问题。鲁滨孙在《新史学》中说：“人类的状况—至少我们现代—变化如此的快，所以要想利用过去的经验去解决现在的问题，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25]现代社会有其与历史不同的许多新特点，如果单纯用历史去解读现代社会必然走入“宿命论”的误区。
而且弗兰克没有看到政治事件对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从经济和社会角度去看政治的演变确实是非常必要的。但有时政治事件对经济的影响也是有决定性的。所以弗兰克才没有看到中国需要大量白银是政府体制改变造成的而经济不是主体原因。这种错误也是年鉴学派的主要缺点之一。所以虽然弗兰克在书中大肆批评布罗代尔的观点，但是他的治史方法还是继承于西方的主流治史方法的。所以他的书中可以看到新史学、年鉴学派、计量史学等方法。他所反对的只史西方的一种史学观点（欧洲经济中心说）或说是一种角度。而非在史观和治史方法上的突破。而且以论代史的缺点也是本书的严重不足，使之更象一本经济学的分析著作。
（二）《白银资本》中东方中心观的真正价值
《白银资本》的优点在于这种以东方为中心的去理解世界体系的观点，虽然他的论述有许多错误和不足。但却给我们带来了崭新的研究方向。这种理论如果加以正确的发展和应用是可以解释现在用原有观点无法准确解释的许多问题的。打破费正清提出了“冲击—回应”模式的不足，也可以解决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把中国历史于世界历史联系过于淡略的缺点。可以打破原有的近代历史体系中对东方的偏见，更加重视近代东方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有利于更加客观的解读历史。特别是在世界历史中可以更好的理解东方的作用，以及正确理解东方在历史中的发展脉络。正确的处理东西方关系等方面都能产生巨大的作用。
注 释
[1]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2]黑格尔：王造时译 《历史哲学》，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3]黑格尔： 王造时译 《历史哲学》，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版年，第19页。
[4]黑格尔：王造时译 《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页。
[5]黑格尔： 王造时译 《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6]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 页。
[7]马克斯·韦伯著：于晓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
[8]林甘泉《从“欧洲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对西方学者中国经济史研究新趋向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6年，第2 期。
[9]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第11 页。
[10]汪荣祖 ：《史学九章》，三联书店 ，第75页。
[11]汪荣祖 ：《史学九章》，三联书店 ，第77页。
[12] 林甘泉：《从“欧洲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对西方学者中国经济史研究新趋向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6年，第2 期。
[13]柯文： 林同奇译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 2002年版 。
[14]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
[15]梁方仲：《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梁方仲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112页 ，原载《社会经济研究》，1951年第一期。
[16][17][18][19][20]《明史卷81 志五十七 食货五》。
[21]梁方仲：《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梁方仲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114页 ，原载《社会经济研究》，1951年第一期
[22]梁方仲：《明代印矿考》，《梁方仲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51年第一期。
[23]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傅小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5页。
[2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
[25]鲁滨孙： 何炳松译：《新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9页。
参 考 文 献
[1]黑格尔: 《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2]汪荣祖”《史学九章》，三联书店，2006年版。
[3]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于晓等译，三联书店。
[4]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中华书局 ，2002年版。
[5]梁方仲：《梁方仲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6]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傅小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8]鲁滨孙：《新史学》，何炳松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