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何勤劳而不富有》简要摘录
缩小贫富差距，不应当是人为的压制致富，而是应当通过平等的权利保护和提高穷人发财的速度。改革的目的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要让穷人变富。
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与其的短缺、低效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矛盾。公共品包括教育、医疗、住房、文化、就业、治安、环境等。
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与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
私有财产下劳动分工的复杂化必然导致交易成本和协作成本的增加。
经营模式和企业文化比产权制度和激励机制重要。
经验可能是财富，也可能是包袱。
中国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发展的问题。
市场经济之所以是经济学家普遍推崇的一种经济制度，说到底不是由于它是多么的“高尚”或“高级”，相反，是因为它的“低级”——它不要求人们都是善良的君子，相反，它是这一种可以使鸡鸣狗盗之徒相互交易，相互合作而发展经济的制度；因为它所依赖的不是道德的教化、不是人们的善行，相反，它处处假定你不善，假定你不讲“道德”，只顾私利，然后在此假定下处处用合同、法律等制度去防范小人、欺诈和恶行，以此来保证人们可以较为放心地交易、竞争并合作下去。
专利制度为智慧之火添加利益之油
从中国古典中悟“道”，从西方学术中学“术”
得意不忘形，失意不失态
如果没有来自方方面面的质疑甚至是个别恶意的中伤，就没有今天的思考更加冷静、思维更加缜密、心理承受力更加坚强、可以有能力驾驭更加复杂的局面。
转型不但是为了发展，更是为了生存。企业发展活力是纵坐标，转型速度是横坐标。
盛大百度是时代神话但不是榜样
让全民快乐时一切制度的根本，但个人往往又在追求着特权
中国人为何勤劳而不富有？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这些国家的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
人力资本的出奇丰富在一定范围内弥补了制度资本的不足。
每个时代都有备受追捧的显学，显学就是显赫一时的学说、学派。原始社会的显学是巫术，所以巫师在当时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实即便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封闭部落里依然如此；欧洲中世纪的显学是神学，罗马教廷拥有生杀予夺之大权，布鲁诺就是被其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的；而在中国的帝制时代，显学则是孔孟的儒家学说，国家选贤任能的科举考试使用的也是其经典的“四书五经”；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显学则是哲学，物理学家牛顿、笛卡尔，数学家莱布尼茨等都是哲学家自居，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更是公认的哲学大师；到了20世纪，尤其是进入70年代，欧洲的显学是经济学，80年代后，中国异军突起的显学也是经济学。
经济学家总是希望他们的建议被政治家接受，从而扬名天下，但是对实践结果负责的是政治家而非他们。
关于《感动中国》节目的深刻评价：悲悯与爱，是产生一个美好社会的前提，但仅仅如此，显然是不可靠的。我们不能让“感动”变成装腔作势的夸饰和毫无意义的废话。我们不仅要有眼泪，更要有理性的行动和信心。没有这样的理念和行动，那些逝如灰飞的眼泪，那些漫无目的的感动，其实比麻木不仁更加可怕，疾苦可能是所有危险中最大的危险。我们认为，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不相信眼泪，而是让我们相信未来。
中国在全球化环境中所采取的一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对于一个完全经济化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必须做的。显然这不是它们与国际资本的一次偶然邂逅，而是一场你情我愿的私通。
金钱是最好的仆人也是最坏的主人。金钱是清白的，不清白的是人的内心。君子可以不重利，但发展到羞耻于言利的程度，离伪君子也就不远了。
幸福往往并不是我们拥有的时候所珍藏的，而是在失去之后才追悔莫及的那种东西，它就和空气、水一样拥抱着我们的人生。
经济分析就像比基尼，其所暴露的都是重要的，但是其所掩盖的，却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