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为什么财富创造能力变迁这么大？
首先是“深度”。这体现在单位时间所能产生的东西上……
其次是“广度”。一方面是市场地理范围跨地区……工业革命使人类生产的“东西量”上升，而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使人类创造的东西的“价值量”上升。（比如产品可以往更需要它的地方去出售以获得更高的价格，同样的一场球赛运动员付出的努力没有改变，但是通过全球转播等使得他们付出的劳动更加值钱）
第三是“长度”，也就是“时间”维度。……股票和其他金融证券世人们把收入、财富在不同时间之间进行转移配置成为可能，其结果是缩小了过去收入、今天收入和未来收入之间的差别，把未来收入和今天收入之间的距离“长度”缩短了，让预期的未来财富能方便地转变成今天能重新配置额财富。于是，不仅今天可以拥有的财富大大增加，而且增加了今天的创业资本供给量，使社会今天就能增加投资，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大家接下来的收入机会和财富的创造能力。……
财富创造能力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发挥取决于一国的制度，包括产权体系、契约执行体系以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的其它制度。虽然一国在这些维度上的水平可以通过模仿在短期内上升很快（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但要想长久在这三个维度上都建立优势，有利于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制度资本不可或缺。各国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差别是其制度质量的最终反映，也是决定国富国穷的核心维度。
《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
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
第二，制度的同质化。制度的同质化使各国的商业贸易与合同规则越来越趋同，使跨国贸易的成本大大降低，使跨国市场加速深化。
第三，资本全球化带动下的“西技东渐”。
最后还需要国际资本的支持。
《从世界变迁谈中国崛起》
在不存在“世界政府”或“世界警察”的情况下，直到1907年仍被普遍认可的一种执行跨国合约、保护海外产权的方式还是使用武力，以强制性武力来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保主要有两种方式：要么投资者自己有军队，要么由投资者所在的政府派军队去夺回产权。……
一个简单的比较是，16~19世纪的英国的跨国公司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而20世纪美国的跨国公司则不需要自己的军队，但必须雇用许多律师。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它使外贸交易成本极低、出口市场容量极大。只有在这种世界中，才会出现中国自1978年以来这么快速的增长。
《财富、资本与价值观念》
在“生产型国家”里，价值主要靠“生产”东西而创造；在“财富型国家”里，新的价值主要通过提高资产的配置效率、提高个人和家庭一生一世的经济安全、拓展个人的人生体验来创造，这些活动都不产生“东西”，但在后工业社会里，这些“非东西”却比“东西”更有价值。说到底，一天只有24小时，谁需要无穷无尽的“东西”呢？
《财富是怎样产生的？》
1、制度资本：私有产权保护机制，如果个人的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则会使人失去创造财富的动力。
2金融创新、财富创造与经济增长：通过金融创新（房贷车贷、教育贷款、保险等）帮助人们规避未来的风险（退休养老、教育、就业、购房购车等），使人们能够放心地花钱而不是通过把钱都存银行里这种低效的方式来规避未来的风险，从而扩大消费拉动内需实现经济的增长。……以往老百姓消费低，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帮百姓花钱，但是这种行为十分的浪费与低效。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制度经济学判断制度优劣的最重要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深化。……
制度经济学关注的核心是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机制。……如果没有可靠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制度，人们就无法预期从事市场交易、从事投资的结果，不能知道从交易、投资中获得的利益能否属于自己。而经营、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将迫使人们停止交易、不愿做出投资，即使他们想进行市场交易，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
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一种解释：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对很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优势在经济增长初期可以弥补、对冲高制度成本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制度障碍包括交易风险、各式各样的行业准入审批、对市场的行政管制，还有许多灰色和朝令夕改的规章。
经济增长靠什么：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对制度机制的要求较低，同时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
《过时的地大物博观》
自然资源的丰富与国民收入的相关性在逐渐降低甚至成负相关，解释：1、当一个人的天赋资源过剩时，他就会缺乏创新、增长的动力，特别是意外财富使人变懒。2、运输技术与能力的进步使自然资源的运输费用大大降低，资源匮乏的国家可以通过加工制造、制度机制的优势，对从资源丰富国运来的原料进行加工制造后再出口到国际市场。3、技术革新总能创造自然资源与材料的替代物，使任何贵重值钱的自然物最终被便宜的人造物替代而贬值。
一国财富更重要的决定因素在于其制度机制以及相应的金融创新环境。
《什么妨碍我们创业？》
中国创业难，难在制度成本太高。
公司的注册与审批程序极为繁琐，时间长费用高，而且注册新公司的资本门槛高。政府为了提高公司质量严格把关，但是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在一个制度不够完善法制不够健全的社会，过多的管制只会给掌权者带来更多的权利寻租机会，这又增加了创业的隐形成本。
《农业发展的极限》
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三类因素：制度障碍（包括赋税、定价歧视、农民就业歧视、户籍制度等）、产业差别（冬夜产值的乘数效应和农业产值的加数效应）、和人力资本差别（城镇居民教育水平普遍高，农业教育水平普遍低）。
农业发展前景有限：农业技术的改进，产量的增加并不能改变人们对食物的总体需求，但工业技术革新往往创造全新的需求。同时耕地面积也是有限制的。
《以杨小凯的思路理解产权保护》
1、产权保护来自司法独立。要有独立与政府的法律来防止政府部门使原来合法的东西一夜之间变得不合法，如果法院不是独立的而是受制于政府，那么当百姓的产权受到了政府的侵犯他们就无路可走了。
2、中产阶层与产权保护。产权保护，第一，它需要民选的代议制政府；第二，必须要有足够强大的中产阶层，否则无法保证这个国家的立法者会偏重保护产权、进行保护产权的立法；第三，还必须要有司法独立，这是书面法律得以实现的保证。
《国营，还是“还产于民”》
国有企业运作得不好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带来的道德风险最高，对公民权益保护制度的要求也最高。……从夫妻店到合伙制企业、到上市公司、再到国企“超级公司”，每上升一层道德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其对制度的要求就又增加一个或数个数量级，对权利制衡的要求就越高，否则腐败会多得不可收拾。
《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能促进平衡发展吗？收入机会的政治经济学？》
索罗—斯旺经济增长模型：地区间人均收入增长之所以不同，是源于资本与劳动力比率的不同。如果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受自然环境、法律或者政府的限制，劳动力将从资本缺乏、收入低的地区迁至资本密集的地区，而资本密集的地区的资本将转移至资本稀缺的地区。市场力量促使这两类要素流动，最终将地区间的资本与劳动力比率达到平衡，地区间的收入也会趋同。
首都为什么增长快？：政府通过国家计划和国有制，特别是通过国家对金融资源的绝对控制，使北京和少数其他城市得到了更多的资源。同理可以得知为什么省会城市发展得比其他城市好很多，都是因为政府政策与资源的倾斜，但这些城市并不是资源利用率最高的。……中国的资源配置既不符合公平原则，也不符合效率原则，可能只符合权利原则。所以要使经济良性快速发展，必须减少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权力，由市场来配置。
《不能以房产调控名义摄取私人产权》
房产的投资价值取决于其流动性，交易障碍越多，交易费用越高，房产的投资性就越低。
行政管制导致房产泡沫：政府通过出台政策提高了进入房产开发的门槛，或者限制土地供给，但是结果却是使得供给减少同时中低档房减少，房价猛涨。
宏观调控不能以牺牲公民的经济权利为基础：如何降低房产的需求？第一种办法是调高住房贷款利率，通过增加住房投资成本来抑制需求。第二是增加老百姓的投资去向，使他们不至于非投资房产不可。第三种办法是用强制性的行政措施把需求压下去，包括设置交易障碍、增加各种税率等等。第三种是通过限制个人的经济权利、靠稀释私人产权而取得的，是不可取的方法。
为什么非压房价不可？：准确的说房价是使大部分中国人换不起房而不是买不起房，高的房价可以抑制买房需求从而减少不必要的土地浪费，政府应该做的事搞活二手房市场，简化房产交易手续、降低交易费用，以此来提高二手房市场的流动性。房产泡沫的清除不应该是通过强制性的宏观调控，而应该是理清泡沫形成的真正原因，然后停止那些导致扭曲的行政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