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nes《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的一段话：
“困难不在于新思想而在于摆脱旧思想。对于大多数像我们这样由其哺育成长的人们而言，旧思想已经遍布在我们头脑中的各个角落。”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让我不禁回味这段话。这本书主要针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大衰退”，提出了Krugman的解释与药方：必须打破西方所谓经济自由化的教条，对发达国家实施凯恩斯主义的“管理型的通货膨胀”政策以克服流动性陷阱；对发展中国家应该实行小幅度货币贬值以制止资金外逃；若货币贬值无效化，Krugman也支持马来西亚前总统马哈蒂尔的观点，对资本账户暂时管制。
所谓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其实质在于更加强调市场运行中供给与需求存在的对接失灵问题。其一，经济增长存在由繁荣转向衰退的快速转换机制，在高速增长中必须保持对市场运行的警惕。其二，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依然存在许多漏洞与不足。凯恩斯早在30年代就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但直到今天许多国家在明明知道本国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依然无法解决现状。其三，有效需求可以细分为消费型需求与投资性需求，而消费型需求对投资性需求有引致作用；这样一来，有效需求偏向于投资性需求的提升并不能真正带来经济增长，市场依然无法出清。依拙见，这与马克思的分析有类似之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
“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随后Krugman详细阐述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他主要有三方面观点。
其一，在于东南亚经济的先天不足：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积累，而并非技术进步与生产效率改善。这个弊端十分明显，凡是有宏观经济学基础的人，亦或是有了解Solow增长模型或Harrod-Domar经济增长模型的人都会清楚，资本积累带来的经济增长是有上限的；一旦新的人均资本投入与人均资本折旧相等，经济增长将会实现停滞。随着人均资本投入的增加，MPK（资本边际产出）递减，而折旧率依然维持原有水平，最终会导致经济停滞。这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毕竟金融市场需要产品市场的繁荣稳定来支撑，一旦产品市场不稳，金融危机随即爆发。从这儿我们也可以有所借鉴，科技兴国的重要性。
其二，东南亚经济后天失调。Krugman认为，东南亚经济尤其特色，在于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号称商界与政府合作以使国民福利最大化。当然，更通俗一点，但又赤裸裸一点的说法则是官商勾结。这一问题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都很突出，中国、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受到传统儒家士族文化中的糟粕影响，在这一问题上较为突出。而东南亚国家也是如此。在经济增长时期，官商合作可以使经济与政策较好地吻合，掩盖了官商勾结的现象。在经济波动时期，尤其是危机时期，寻租、道德风险等诸多问题全部暴露。
其三，也是导火索，就是索罗斯等投资界大鳄对东南亚的投机性冲击，对冲基金席卷市场，摧毁了东南亚本就脆弱的金融市场。与此同时，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在这起危机中起到了极差的作用，他们推荐，当然更好的措辞是强制执行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仅没能缓和危机延续，反而呈现火上浇油的态势。
总结来看，Krugman提出，是资本主义制度出了问题。这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相仿，但又差异巨大。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而Krugman提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上述的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的结合，受到对冲基金的外来冲击与IMF的错误政策引导，从而导致从金融市场到产品市场的全面崩溃。Krugman还指出，经济危机带来的“大衰退”是必然的，是由许多历史经验证实了的。
要转变经济萧条的局面，Krugman也花了极大的篇幅。他首先先批判了许多西方学者对萧条经济学的极大不敏感，甚至有意逃避。随后他批判了西方经济学的“双重标准”问题，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策效果的差异。如货币贬值，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这是一项常见的促进外部均衡，增加经常项目余额的政策；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问题，以及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较高，这样的政策会带来很强的贬值预期并引致预期自我实现，带来极大的汇率波动与货币市场供求不出清。以此为例，他表示盲目照搬发达国家政策是完全错误的，发展中国家本身应该制定与自身制度、经济相吻合的政策。“华盛顿共识”为首的西方教条式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应该被奉为圭臬。
Krugman的这部分观点与Wallerstein，Samir Amin等人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心-外围理论、依附论有相通之处。发展中国家盲目照搬发达经济体政策的唯一结果，就是沦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成为工业化体系不完备的“为比较优势而生的国家”，因此“也就只会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了”。
最后Krugman提出了他对各国应对“大衰退”的政策建议。对发达国家，他认为应该实施凯恩斯主义的“管理型的通货膨胀”政策以克服流动性陷阱。对于发展中国家，应该实行小幅度货币贬值以制止资金外逃。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货币贬值的作用也许有限。对此他抛出了更加对于经济自由化“离经叛道”的见解：发展中国家在面临严重衰退情况下，暂时的资本项目管制是可行而有效的。这方面，Krugman主要借鉴了中国的经验。
总而言之，Krugman在全书中主要是由东南亚金融危机展开，探讨在萧条状态下经济应该往哪去。言尽于此，他在书中已经给了一个完美的解答。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正是一个贯穿萧条始终的问题。这本小书对我国应对类似问题也有很大的帮助与借鉴意义。在最后，我想引用Krugman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的一段话：
通向世界繁荣的唯一结构性障碍，正是那些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过时的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