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令人深恶痛绝，反垄断，令人拍案叫绝。
这是我中学时候的看法，也许每一个上过中学历史和政治的人都会这么想吧。
于是，反垄断就开始了。美国开始反垄断，历史教科书为之叫好。但它知道为什么叫好吗？
薛兆丰告诉我们，纵观美国反垄断立法，立法者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反什么。《谢尔曼法案》只是说要制止限制贸易的行为，但什么是限制贸易的行为？跑到别人的公司里去不让别人工作？后来进行了细化，分了几种行为，包括价格歧视、捆绑等行为。
但这依然不能改变反垄断法是一部模糊法律的事实，这种模糊表现在三个层面上：地位、行为、协议。
首先判断标准的措辞是模糊的，比如市场地位是指相关市场的占有率，那相关市场是什么？微软是在软件市场占有率还是算操作系统？是手机端操作系统还是全部系统还是单指电脑？
其次，判断标准本身就不一定为经济学所支持。 比如市场占有率高，市场占有率高究竟是竞争的结果，还是垄断的结果？如果是竞争的结果，不让人家有高占有率，那别人为什么要竞争？这到底是鼓励竞争还是部让人有竞争之心？ 这里又要区分行政垄断和非行政垄断，行政垄断下，占有率是垄断的结果，非行政垄断下，占有率是竞争的结果，经济学反对行政垄断，而不反对竞争垄断。 不为经济学支持也分两种，一种是没有经济学支持，另一个是经济学不知道，像怎么判断垄断就是经济学不知道，而禁止价格下限协议等就是经济学不支持。
而这种模糊导致了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寻租。 模糊的法律必定会导致自由裁量权，这也将导致寻租的产生，反垄断法其实就成了利益比拼的法律。
不仅如此，还要以“本身原则”所判决，即只要犯法，不问理由，就判决，像闯红灯一样。但问题来了，这几种行为到底是促进了经济效率还是阻碍了，人们没有认识清楚，当时的经济学家也不知道。可是后来经济学有了发展，新制度学派产生了，让我们理解了这些商业行为背后的意义所在。于是，美国法律谦虚了，开始使用“理性原则”代替“本身原则”，在判决时考虑到底是否阻碍了竞争或者阻碍了经济效率。这标志着美国法律从自信到谨慎的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三个学派互相交织。哈佛学派坚持要反垄断法，芝加哥学派支持反垄断，但要逐项反驳反垄断法的问题，弗吉尼亚学派则反对反垄断法，试图探究反垄断法是怎么形成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从自信到审慎的转变，有着哈耶克式的自知。
那看垄断行为应该怎么看？租。
租是指供给对价格不敏感的物品。 比如歌喉、石油等等，你出价再高，我也有这么多，没有办法。这种获得的收益叫做垄断租。租值的大小由需求决定，因为价格永远是由需求决定的。如果阻碍了需求通过价格表达，租值就得不到实现，得不到实现，就是一种效率的损失。世界上本来有一种歌喉可以赚很多钱的，但你不让他赚，这种钱就没有了。
但是我想大众认为垄断不爽主要是从公平角度看的，这是薛兆丰老师每次都要遗漏的问题。大众认为垄断者阻碍了别人竞争，自己只能付出高昂的价格。但价格是谁决定的？垄断者能随意定价吗？经济学告诉我们：不能。价高则少卖，只能找到利润最大化的一点。在这一点上，利润最大化，但抢夺了消费者剩余。这件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从效率的角度看，垄断没有问题，因为垄断同样产生财富，只是分配不一样罢了。这种分配有没有好处？当然有，可以让企业获得剩余，促进发展。但大众肯定是不爽的。这也许可以解答，为什么经济学在变，但反垄断法一直在吧。
这也可以说明经济学本身并不能解释很多现状，尤其在中国，往往是一个经济、政治结合的东西，需要更多维的视角去看。因此需要三位一体，即效率、公平、正义，分别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研究的价值导向，需要融会贯通再去分析问题才能认识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