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的佃农理论

我要给楼上的加分：）

以现在人的感觉，推翻或否认张五常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都是后来者。但是觉得有关佃农理论的文章评论等，总体的感觉是张五常不是学农业的，用一个经济学者的眼光和思路去解释论证一个传统的复杂的农业种植业难免有点照猫画虎似是而非。经济学的核心是要资本利润最大化，不管是什么学派，什么模式，什么社会模式下的经济学家，这一点是本质。然而行业与产业的经济学家越来越少了，相反，所谓的科班经济学家越来越多。一块地上一年里种几次，说了那么多，不就是复种指数的概念吗，讨论了半天的产量和产值，不就是生物学产量与经济学产量吗。说白了就是一帮外行人，自以为是农业的内行，在那儿指手画脚，对别的行业评头论足，像小丑一样。

的确我们不应该只是谩骂，毕竟学术靠的是逻辑和论证。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合约的本质》，收录于《第十一届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论文汇编（下）》，指出了张老在佃农理论中关于分成地租的一个严重的视角与逻辑错误，并给出了新的数学证明。

原来张老在分成租佃中从地主的视角出发，以税收-等价分析法（此法本就不适用于此）作为逻辑起点，采用土地分块为技术手段，居然一切都错的那么微妙。

张五常《佃农理论》实证之证伪
　　我们主要考察张五常《佃农理论》的实证部分，也就是第七章和第八章，然后用数据来证伪张五常的推论。
　　首先，我们看第七章的“肥料和其他投入质量上的变化”一节，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农家肥和商品肥的基数问题：张五常只是说商品肥增加120.5％，农家肥减少13.5％，但这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没有基数，总量如何变化还不好说。第二，张五常对商品肥“成本较高，但效果也较好”没有任何的说明和定义。假设土地和劳动量不变，施用农家肥和商品肥的总成本也相同，那么“效果也较好”就意味着：施用商品肥时，总产量要高些；而这样一来，边际生产函数曲线就必须向上移。显然张五常不是这意思，否则他就不会得出资源浪费的结论了。事实上，施用农家肥比施用商品肥的劳动量要大的多，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总产量不变，仍可以说“效果也较好”。张五常也不会是这意思，因为这其实意味着，耕作集约度的减少。
　　接下来，看第七章的“劳动投入密度的调整”一节。主要数据是“表2”，其中（9）和（10）两项张五常自己并没用到，我也没搞明白是什么意思，就不说了。我主要是对（7）“自耕农人均土地”这一项，有点不同看法。我认为，这组平均数实际上可能毫无意义，因为地主收回的土地相对于一般自耕农会多很多，从而把平均值拉高了。
　　张五常说，“地主可以自己耕种由此收回的土地，也可以雇他人耕种，或把土地出售给佃农以外的人。这连同佃农购买的土地，导致了自耕农的增加。”在减租后，“有20．9％的租佃耕作土地转变为自己耕种。在这部分发生了转变的土地中，只有大约2％到3％可归因解除租约和佃农购买土地。”事实上，雇佣他人耕种是不合规定的，但显然，这雇佣的他人是不能算自耕农的。
　　我的看法是，真正意义上的“自耕农”的人均土地其实是基本不变的。张五常在这一章的结论里说，“正如在表2第7、8栏所表明的那样，1951年减租后，单位土地上的农业人口（这公认是衡量劳动投入的大致尺度），在佃农耕地上比在自耕农耕地上要高47％。”根据我的理解，这里的47％改为30％比较合适。
　　张五常还说，“根据巴克进行的另一次调查（该调查包括1929－1933年期间中国的168个地方的16786个样本农户），我们发现，……在列举的7类耕地中，所租种的平均面积最小的耕地，是同季双重轮作的稻田（2.37英亩），这种稻田一般是最肥沃的。”这表明，轮作或套种优先在最好的土地上进行。
　　而根据张五常的理论，地主在收回部分土地时，一定会优先收回最好的土地。当然，这并不能排除佃农由于各种逼迫或压力而在较差的土地上进行轮作或套种，但是如果张五常不能证明这种可能，则他所谓的边际作物的实证含义就被消弱了。同时，这一含义，也会消弱了张五常“县的等级划分”法的实证含义。
　　这就关系到了张五常最为得意的第八章，而我最不能理解的是，张五常在这一章中涉及了不少作物，但却没有涉及任何一种作物的价格变化问题，只是在第七章的一个注脚里提到，“1949年发行新货币后，19050-1951年大米价格的上升小于15％”。而作物价格变化，对作物选择是有重要影响的。也就是说，张五常并没有排除，他所谓的作物选择模式的改变可能是价格引起的；尤其是1949年发行新货币，和减租是同一年，发行新货币的影响有多大？又怎样排除呢？
　　张五常还引入一个“作物面积”的概念，说：“耕地面积在长期内是完全没有弹性的，但作物面积则不是这样。为了说明这一点，假设在一年内，一公顷耕地上只种植一茬稻子。那么，作物的面积就是一公顷。如果在同一时期（一年内）同一块土地上，农民种一茬稻子，一茬白薯和半茬蔬菜，那么作物的面积就应计算为两公顷半。简言之，作物面积表示在给定的耕地上单位时间作物的轮作率，用实际耕作公顷数来度量。若耕地不增加而作物面积增加，那就意味着通过提高作物的轮作率而增加了耕作的集约度。”
　　很显然，张五常所谓的增加了耕作的集约度，是相对于耕地面积而言的；而且，他第七章“减租后投入调整的证据”，也是这种意义上的。乍看起来，张五常的“作物面积”好像定义的很清楚，其实不然。一个问题是，“作物面积”要不要考虑种植密度？同样是一公顷稻子，一个的种植密度是另一个的2倍，我们真的能说作物面积都是一公顷么？套种的作物面积又怎么计算？两种作物套种在一公顷土地上，是每一作物的作物面积都是一公顷么？如果不是，那又如何折算？即使轮作作物，也不像张五常上面说的那么简单，因为张五常也说了，“土壤的肥力会耗尽，季节可能不合适”，这都会导致生产函数的变化。这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张五常的数据实际上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真正有实证意义的，应该是同一块土地上，每年的产出总价值与总投入的比值：若减租后，该比值变小，则张五常的推论可以得到证明。
　　这里的“同一块土地”非常重要，因为不同的土地，可能肥力不同，是没有可比性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认为张五常所谓的“内部边际土地作物”是没有意义的：他根本就是用差土地来拉低好土地的产量，从而使平均产量下降。
　　张五常说：“土地经济学家使用‘边际土地’（Land Imargin）这个术语通常指的是没有耕种的“可耕’土地。这里使用的内部边际土地是指在私人拥有的土地内的这样一些小块土地，这此小块土地由于质量很差，而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很少被利用。在台湾，这些边际土地包括山坡地和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可以种植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减租后，为这些边际上地所选择的作物是香茅草，这是一种用于制香水的野草，现已被大面积引进种植。”
　　很显然，在自由市场条件下，即使这些土地的地租为零，也基本是没有人耕种的，它们不会出现在租约里。那么照张五常“县的等级划分”法的逻辑，即使再怎么减租，对这些土地也是不会有影响的。但张五常证实，减租后，这些土地上种起了香茅草来。如果排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并且确实是佃农在种的话，那么，这些土地一定是进入租约了。会是怎么进入租约的呢？我能想到的，就是张五常的捆绑销售理论——跟好土地搭配出租。而佃农之所以接受这种捆绑，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屈服于自己的肚皮。可惜的是，张五常并没有涉及减租前后的租约样本，我也就不知道这个推测是否对。
　　关于边际作物，张五常说：“假设这家佃农在一块面积固定的土地上每年不断地插挤进新的作物进行轮作。最终便会有这样一种作物，这种作物不论种植密度多大，其单位作物面积产量都将大大低于其他地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较好的土地会用完，土壤的肥力会耗尽，季节可能不合适，种植过密等。插挤进来的最后那种作物就是边际作物（marginal crop）。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佃农土地在减租后都会走向这个极端。我要表达的主要意思是，在边际追加种植的一种作物，其单位作物面积的产量，将低于该作物在另一块耕地上作为边际内作物种植时的产量。因为佃农耕地上这种边际作物亩产量拉低了单位作物面积的平均总产量，所以也就证明了佃农投入的边际回报较低。”
　　事实上，这是张五常第八章的逻辑基础，但需要条件：要是同一块土地，至少两块土地要同质，生产函数一样。很显然，这条件不满足，因为插挤边际作物时，“土壤的肥力会耗尽，季节可能不合适”。也就是说，同一作物，当它作为边际作物种植和作为边际内作物种植时，各种条件很不同，生产函数其实是不一样的，没有可比性。而且，当作为边际作物种植时，该作物只是土地产出的一部分，但当作为边际内作物种植时，该作物是土地产出的全部，这种比较也是没什么意义的。
　　如果张五常还不明白，那就不妨想想他自己的《蜜蜂的寓言：一项经济调查》，其中曾提到蜂箱的连带产品。其实，套种或轮作的作物就是土地的连带产品，是不可以分开的一个整体。
　　本质上讲，所谓边际套种作物和季节性边际作物，其实是利用“作物面积”引入了差土地，从而把平均产量拉低。这种套种或轮作也可能是捆绑销售的结果——不这样耕作，就不租给你地；如果是这样，在租约上可能会有反应。但也可能是这样，减租后佃农的土地虽然少了，但投入总量仍按原租约执行，固定不变，这样多出来的投入会提高土地的肥力，就可能适合进行轮作或套种了。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地主可以收回部分土地，而佃农不可以收回部分投入呢？莫非ZF不禁止地主收回部分土地，反禁止佃农收回部分投入？否则，能想的大概还是捆绑销售——不投入这么多，就不租给你地。
　　在张五常的实证数据中，居然没有1953年实施“耕者有其田”之后的数据，我很奇怪。照我理解，“耕者有其田”就是大家都是自耕农了。根据张五常的理论，成了自耕农的佃农，由于没有了地主的“诱使”，他们的耕作集约度必然要减少。如果排除了价格因素或发行新币的影响，则在“耕者有其田”后，作物选择模式也应该与1949年减租之前相一致，这样就恢复了资源无浪费的状态。这一含义的实证意义，我认为比张五常的第八章要明确的多了。但张五常只是说“耕者有其田”需要新的理论来处理，就置之不理了，如果这不是一种策略的话，那就是张五常没明白这一含义。
　　附表1是我在网上搜到的一份数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1953年实施“耕者有其田”之后，耕作集约度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这和张五常的理论是不一致的。至于张五常说的作物选择模式，我还没有1953年后的数据；但是，无论从逻辑还是经验上讲，在耕作集约度依然增加的条件下，作物选择模式是绝对不可能恢复到1949年减租之前的。所以，排除价格因素的影响，这在一定意义上就证伪了张五常的推论：减租后，耕作集约度的增加导致了资源浪费。
　　如果张五常想反证伪的话，那就不妨把1953年后的数据，补到他第八章的表格中。我期待着。
　　附表1 台湾实“施耕者有其田”前后农户购置生产设备比较表
　　1949.7～1953.6 1953.7～1957.6 1957.7～1960.6
　　数量 每年平均 数量 每年平均 数量 每年平均
　　抽水机(架) 311 78 2484 621 1914 638
　　打谷机(台) 16139 4035 30616 7654 33159 11086
　　风谷机(台) 6709 1677 11605 2901 18013 6004
　　深耕梨(把) 54999 13750 87232 21808 83248 27749
　　牛车(辆) 696 169 10071 2518　 13354 4451
　　喷雾器(架) 1565 391 4327 1082 21869 7289
　　手拉车(辆) 1532 383 9007 2252 6884 2295
　　购买耕车 73551 18388 152564 38141 120834 40278
　　修建谷场 359843 89961 548733 137183 1192186 397395
　　修建堆肥舍 74987 18747 310480 77620 245992 81997
　　修建畜舍 61069 15267 168593 42148 130008 43336

事实上，张五常的实证是很没说服力的。

关键是如何把故事讲好...这理论做出来...若人人看看世界又看看理论...却都不相信这理论勾勒的故事...谁敢说这理论好...由世界到模型好过由模型看世界...

应该提倡理论经济学，不能每天想着做研究要服务于现实。理论做出来，自有人来应用于实践，比如金融学财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