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在本书中想表达的观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魔咒是谋杀中国经济的幕后黑手，“文化魔咒”一方面表现为大爱，但它是潜藏的，只在灾难来临的时刻才会集中显现；另一方面则是文化固有的三大劣根性，即浮躁、投机取巧和思维僵化。正是上述根深蒂固的的文化因素造成中国企业得不到世界的尊重。
中国人的浮躁心态表现为中国人历来追求奇迹、崇拜奇迹和好大喜功，将成功押宝在高风险的“小概率事件”上，而不是尊重规律，稳健行事。诸葛亮的“借东风”、“空城计”都是上述心态的典型表现，而中国历代传统文学和文艺作品却将这些故事大肆渲染，造成普遍浮躁的心态和投机取巧的心理。古谚“四两拨千斤”、“杀鸡焉用牛刀”也是上述文化的反映。
上述心态在当今企业界和科技界，则表现为不少企业家盲目的求大，盲目的追求奇迹，过于追求完美，不容许错误的存在，为达到目的而忽视客观规律；“填补世界空白”、“填补国内空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呼声比比皆是。由此导致的现象就是过分追求结果，强调目标管理，“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而忽视了过程管理。而对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来讲，控制和管理的本质是过程管理，是持续竞争力的来源。
在西方理念里，科研就是积累和传递，就是尊重规律，就是加强对错误的测试和验证；在西方理念里，失败就是控制和管理的失败。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
中国的文化传统还表现为四大茫然：
一是就知道赚钱，而忽视了社会责任感和道德约束。这一点在慈善募捐上表现得很明显，汶川地震王石的铁公鸡行为，马云的冷血言论以及众多大款的诈捐行为，都是道德感缺失和社会责任感缺失的表现。
二是不了解世界。根本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你，别人对你的好感对你的恐惧，你统统不知道。这与中国人历来拥有的“天朝上国”的文化和历史优越感密切相关。
三是不了解别人为什么那么看你。例如，在藏族问题上，西方人的西藏情结，我们并不那么了解。
四是不了解自己的缺点。
下半部分，作者主要通过中国历史上四大商帮的兴衰来对上述观点进行验证。
四大商帮的崛起的首要因素均在于机遇，在于政治投机，但是晋商、徽商、浙商中的湖商、粤商中的广州帮盛极而衰的原因可归结于思维的僵化，暴富之后不知道将钱用在何处，积累的商业资本不是转化而现代化的产业资本，而是或者花天酒地挥霍殆尽，或者转化为高利贷资本成为食利者，或者进入地产的投机。虽然晋商是世界产业链经营的先驱、中国信托责任企业的最早推行者和中国银行业的鼻祖，但由于其思维僵化，当外在环境变化时，衰落也不可避免了。
作者比较推崇浙商中的宁波帮和潮州帮，宁波帮的崛起除了机遇外，其他的重要因素包括创造力、诚实守信的传统和团结，他们创立了交叉持股的企业形式，知道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互补，发明了加盟商制度，同时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广告的发明者。
相比之下，潮州帮兴起和兴旺关键在于其保守稳健的经营思路，通过多元而又互补的产业经营，将企业总体的经营波动和亏损风险降至很低的水平。
郎的观点不见得完全正确，但是他的这些观点还是比较新颖和独立，我觉得重要的是一种启发，从文化传承和历史的观点去反思现代的经济运行和企业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