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说，这是一本名不副实的书(不过，如果考虑到作者在书中表现出的极端唯名论倾向，这本书到底该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不过只是一种约定罢。我想格雷伯会同意我的这种判断吧)。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关于货币本质的唯名论—到底什么作为货币，不过是社会的一种约定或习惯(据说这种观点首先来自于亚里士多德，pp283)，金银之作为货币，并不像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所论证的那样，具有内在的必然性。作为这种观点的具体展开，作者花了五章的篇幅阐述他的信用货币-金银货币交替循环的理论。而债务问题，在这本书中不过是个从属角色。也许是作者想赶一下时髦，所以才采用这个书名？不过如此名称本身便具有实在的含义了。如果我是这本书的作者，可能我会把它叫做《信用》或《信用史》—货币和债务本质上是反映一种信用关系。
我完全认同将货币视为一种社会习惯的观点，但是如果将此推向极端，说“货币没有实质。它事实上什么也不是(pp349)”，那就实在是胡说八道、无视客观事实了。如果货币真的仅仅是一种符号、而没有任何实质意义，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对通货膨胀深恶痛绝？为什么美国佬搞QE时，中国媒体会对其大加挞伐？而现在，又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央行在叫嚣要防止通缩？显然，在最开始，一个社会到底是采用金银、还是采用贝壳作为货币，是一种社会约定，就像中文里面把狗称为“狗”，而英文里面则称为“dog”一样，此时它们都是标示实在的一种符号。然而这种约定一旦形成,它就有了实际意指，而非纯粹的一种符号了。萨托利在其《民主新论》里面曾经专门批驳过定义的任意约定说，他认为概念不是你想怎么定义就怎么定义的，因为一个概念置身于一个“语义场”中，到底某个定义是否合适，可以根据它和语义场中其他概念的定义是否冲突来判断。即在概念的定义中，由于语义场中已有概念之前已经约定俗成，那么如果定义一个新的概念，就要和语义场中其他已有概念的定义相一致，那么这时这个新的概念显然是不能任意约定的。在货币的场合，同样也有类似上述语义场的东西，那就是价格体系。如果一个社会彻底改变其约定使用的货币，比如从银币换成金币，那么这个时候需要再造整个价格体系；但是如果使用何种物品作为货币的约定不改变，而使用该种作为货币的物品数量改变了，那么通常将会改变价格体系中各商品或服务的相对价格。假设一个社会由两个部门组成，一个是国王领导下的政府，政府训练军队，军队提供国防服务，保护国家免受外敌入侵，政府每年给每个军人发放1000元的工资，同时政府还拥有发行货币的权力；另一个是农业部门，生产和出售粮食，同时每个农民还要用出售粮食得到的货币纳税，假设每个农民要将其出售粮食得到的所有货币都用于纳税。国王每年把农民纳的税都用于给军队发工资，同时他自己家庭的生活必需品来自自己的农庄。假设开始时农业部门每年在市场上出售的粮食有10万斤，而政府给军人发放的工资总额是20万元，然后军人把这20万元都用于购买粮食，农民再把出售粮食得到的20万元用于纳税，那么此时粮食的价格是2元/斤，而每个军人提供国防服务的价格为1000元/人.年。现在如果国王自己农庄里面生产的粮食不够吃，他希望从市场上买点粮食补充，但是他不能挪用本来准备给军人们发工资的税收，否则会引起军人的不满、进而可能会导致政变。那么国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时候他可以再发行5万元的货币，从市场上买走2.5万斤粮食，这个时候市场上的粮食只剩下7.5万斤了，而军人们手里的钱还剩下20万元，如果这个时候军人们把收入集中交给一个人去买粮，那么这个时候他们购买的价格将为2.667元/斤，而非原来的2元/斤，每个军人能买到的粮食将从原来的500斤减少到375斤。如果他们每个人单独购买，那么那些早去买的人购买的价格还是2元/斤，但是最后去买的人则在当年可能根本就买不到粮食，或者即使买到，花的价钱也将高于原有的2元/斤。换言之，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导致粮价的上升，而那些接受固定工资的军人其提供国防服务的价格却没变。由此，货币发行量的增加，使得原有的价格体系发生改变，并最终导致接受固定工资的军人购买粮食数量(或生活水平)的下降。货币发行量的增加使得某些社会成员生活水平下降，我们还能说货币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吗？实际上，作者的这种极端观点也是和他自己在文中的一些表述前后矛盾的。在第344页，他说“低利率和美元不断贬值的组合效应意味着这些国库券实际上贬值了，这加剧了征税效应，或者说增加了我在第一章中所倾向于使用的称呼-‘纳贡’。经济学家倾向于叫它‘铸币税’”。作者自己也承认，美元贬值并不是没有实际影响的，而是会增加所有使用美元者的铸币税负担。
在讨论政府债时，作者认为今天政府债券在本质上和16世纪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在位时一样，“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战争债”(pp341、343)。如果在二战及以前，这种判断基本成立。但是如果把今天诸国的政府债务都理解成战争债，那如果不是无知，就是让偏见蒙蔽了双眼。作者以美国为例展开论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立。但是如果真的如此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最近这几年，美国没有参加大的战争，财政上却还是收不抵支、每年新增大量赤字，以至于其债务总量屡屡突破其国会设定的债务上限了。如果引用日本这个例子，应该可以让我们更能看清当代政府债务的来源与本质。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其军费负担一直较低，近年日本军费占GDP的比重基本在1％左右，这在世界各大国中是最低的。然而，日本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早就超过200％，却是世界各大国中最高的负担。我们难道还能说日本政府债本质上是战争债吗？实际上，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之所以发生债务危机，根源并非在于这些国家穷兵黩武，而在于在现有的代议民主制下，由于宪法上缺乏有效的财政平衡约束机制，各国政客为了讨好选民，福利支出难减码、而税收收入难加码，最终导致债台高筑。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在某些问题上，作者能给读者带来不小的启发，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如作者关于货币起源的论述，关于战争、货币起源、市场起源以及税收起源间关系的论述，关于“社会货币”的论述等，正是在这些方面，体现出作者作为人类学者的功力，超越了传统经济学关于货币起源、货币性质相关问题的狭隘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