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盒子里到底有什么秘密，或者说中国做对了什么，使得中国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持续高速增长。向历史深处寻觅，或许能管窥答案的一斑。
实际上，正如罗德里克所指出的，在不具备被普遍认为是经济发展必需条件的制度环境下，中国找到了关键因素并且改变之，仍然推动和促进了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产权制度的改革。最早在农村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尽管是一种有限的改革，但极大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并且这种产权改革的思路也被运用至国有企业的改革上，同样促使国企生机焕发。
而“价格双轨制”更被认为是一种巨大的制度创新，在有限的空间内极大扩展了市场的边界。这种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一方面搞对了正确的激励方向，另外一方面也在当时的政治约束下作出了一定的妥协。但正是这种妥协和务实，或许才是双轨制最成功的经验。其后中国改革不断在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政治约束中前行，教育改革对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从乡镇企业到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金融业的逐步开放，贸易融入全球化等等，这些都对中国的增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不管是从投资、出口和消费的“三驾马车”的观点，还是从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的“古典增长模型”角度来看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素，市场化和产权私有化导向的改革都促进了各种要素的流动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中国满怀热情的劳伦·勃兰特和托马斯·罗斯基在《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一书中，集合数十位中国经济研究的专业学者，用详实的数据论证了上述论断。
在《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中，只有巴若同（Barry Naughton）独辟蹊径，认为中国的改革最成功之处在于执政党的“角色定位”，而整个中国的资源配置模式恰是在执政党的统治下完成的。甚至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也不过是执政党用以维系统治的一个工具性和阶段性的手段，只不过恰好顺应了底层的需求，使得双方形成了一种激励兼容的模式，从而使得中国经济有长足的发展。这一“从上而下”的视角，不同于“自下而上”的市场自发秩序的扩展模式。
张五常提供了“中国做对了什么”的另一种解释。在他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张五常擦去了笼罩在“县域竞争”模式上的灰尘，重新提出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竞争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不过这种解释可能会因为过于抽象和简化而忽略掉其他的东西，例如最明显的是，县域竞争可能造成地方市场分割，也就是地方保护主义，这会降低市场效率。重复建设等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和浪费也是被忽略的问题。
或许将这些不同的解释拼在一起能使人更好了解中国盒子里的秘密。经济分析的思路是遵循一定原则的，但是经济政策的确会因为不同的情境而改变。这需要更多局部的地方性的知识，作为政策选择时的支持。